本文是筆者於一座談會的講詞，座談會主題是「上不了大學，人生就沒有意義？」

報載有擁有三個碩士學位的老師，長期找不到穩定教學職位，看不開而自殺身亡，使人難過。

高學歷未必能學以致用，我在上一篇文章 (註1)已有提及。近年不少論者已指出，香港的經濟發展模式，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火車頭過份倚重帶有壟斷性質的金融地產行業，而2003年起以招待內地旅客為主的旅遊業 (自由行) 的過度擴張，更排擠了其他本土經濟的可能性。

就業收入差距擴大

伴隨著產業的狹窄化(註2)，是就業收入差距擴大。根據統計處人口普查資料，以十等分組別工作人口劃分，最低組別的主要職業收入佔總職業收入的百分比，由2001年的1.8%下降至2011年的1.7%，同期最高組別的職業收入佔總職業收入的百分比，則由39.6%增加至40.3%。事實上，除了第九和第十(最高)兩個組別的收入份額增加外，其餘八個組別 (即80%的工作人口) 職業收入佔總體份額，十年之間均減少。

就業收入兩極化之外，就是向上流動 / 脫貧途徑漸趨單一。在筆者成長的八十年代，當時只有兩間大學，雖然眾多上不到大學的預科同學會感到可惜，但當時向上社會流動的途徑，除了透過獲取大學學位外，還可以透過修讀職業文憑、累積工作經驗 (如隨年資晉升)和儲蓄創業等多種方法。可是到今天，由於非專業職位的環境或出路往往被人以為欠佳 (創業的機會又給高租金蠶食)，縱使持有高學歷往往風光不再 (專業職位都要面對僱傭關係彈性化如合約制的威脅，持有大學學位但入不到專業職位者大有人在)，獲取大學學位成為許多人心目中「唯一」的向上流動途徑。

擁有不同資源(財政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的階層，在面對轉變了的機會結構時，往往會有不同的回應策略: 低收入家庭無法在學習資源上與高收入家庭競爭，子女十二歲獲中學派位時已知必須付出多倍的努力才能勝出學位競賽。筆者的一名學生，父親是清潔工人，便經常提醒他要考上大學，擺脫貧窮的延續，家人長年的期望令他深感壓力。至於中產家庭的家長，不少本身一樣對未來職業保障的不確定深感焦慮，希望子女能夠由幼稚園或小學開始便進入名校，認為對日後獲到行政和專業職位的入場卷較有保證，所以子女自幼的時間表便密麻麻的擠滿語文班和興趣班，希望參加名校面試時能脫穎而出。

教育的異化

在就業收入差距擴大和向上流動途徑單一化的夾擊下，很大程度上產生了今天的教育異化問題。以前的人說，讀書本為「求知識、學做人」；但今天本來應該充滿喜悅的教學過程、本來應促進個人成長、自我探索和社群合作的學校生活，被「學位決定終生」的偏頗說法嚴重地扭曲。「讀書」由能使人感充實滿足的內在價值，往往淪為只有工具價值──「讀書只為入大學」、「求學只為求分數」。難怪有老師說，有學生只關心考試範圍的課程內容，甚至很少自發看課外讀物；除了因為功課太多沒有空餘時間外，恐怕也是因為自小到大，參與讀書和課外活動的內在動機已給「分數」這類外在誘因大大地削弱了。

但教育局並沒有採取有效措施減少學生的壓力，反而TSA結果成為教育局向學校施壓的藉口，不必要地增加了對學生的機械式操練。而校本評核更會在2018-19年擴闊至包括科技生活、視覺藝術、文學甚至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今人擔心這些本來蠻有意義的生活面向，在繁複的評核要求下又會遭磨平變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