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峻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人文、設計及社會科學學部)
2017年是香港脫離英國殖民統治,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特別行政區的二十週年。香港市民對過去二十年的狀況有何觀感,無可避免與自身的政治信仰有很大關係。但無可否認的是,九七之前那些對香港經濟狀況最悲觀的預言,例如《財富》雜誌所預言的「香港之死」並沒有出現。
雖然不少香港人對於上海、深圳、新加坡等地對香港的挑戰感到憂心,但香港仍然是大量跨國企業地區總部,又是世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政府將香港定位為「亞洲國際都會」(Asia’s World City)。近年不同機構所做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排名報告,香港仍然往往位居前列位置。
因此,即使不少香港人質疑近年香港愈見「大陸化」,香港依然是世上其中一個最繁華、最重要的經濟城市。但在繁榮的背後,大部分香港市民卻其實因為香港的「全球城市」身分而付出沉重的代價。
全球城市是甚麼?
「全球城市」這概念自九十年代起在社會學界受到廣泛關注。當中尤以Saskia Sassen的著作影響力最大。[1]根據Saskia Sassen的說法,全球城市可謂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的產物。隨著資本的跨境流動愈來愈自由和科技的革新,自七十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發展出現了兩個現象:一、金融業愈來愈重要;二、工廠等生產基地遍佈全球。Saskia Sassen認為,這兩個現象的結果的是經濟權力會愈來愈集中在少數的跨國企業手中。而這些跨國企業如要有效地管理自己轄下遍布全球而且極度複雜的業務,就要依靠它們設在世界各大都會的總部。
要為這些跨國企業提供足夠的支援,控制世界經濟命脈的全球城市就要讓金融業和工商業支援服務(producer services;即業務客戶主要是其他企業的產業,例子包括廣告業、會計業等)成為其重要產業。換句話說,如果昔日的資本主義重鎮是工業國家,當代的資本主義核心地域則是以金融、服務業為主要經濟支柱的全球城市。
和台灣一樣,香港曾經靠製造業躋身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香港能短短二、三十年由二戰後一個貧窮隨處可見的地方變成一個富庶程度並肩西方的城市,工廠工人的付出和犧牲可謂居功至偉。但隨著七十年代末中國大陸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神州大地併入全球的資本主義體制之中,再加上香港的經營成本上升,香港在八十年代起出現急速的去工業化。
在1981年,香港逾半的勞動人口在製造業任職。但到2016年,製造業的人口僅佔全港工作人口的3.8%。由於漁農業在香港是微不足道(不代表完全消失),所以現在香港近九成的勞動人口都是在服務業工作。在2013年,單是金融業和工商業支援服務業就為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GDP)帶來了接近三成的貢獻。
全球城市下的不平等
Saskia Sassen不但為全球城市的興起提供解釋,她的著作也提到全球城市的兩極化現象。Saskia Sassen認為,由於全球城市的經濟支柱不是工廠,製造業崗位的消失將會令到貧富之間的差距拉得更遠。所以無論在紐約還是倫敦,當一批精英在享受奢華生活時,很多為精英提供服務的工人其實只能賺取微博的工資,生活缺乏足夠保障。而香港也是全球城市兩極化發展的例子。當從事金融業、工商業支援服務的管理級人員和各類專業人士能獲得優厚待遇時,其他服務業工人卻苦苦掙扎求生存。
約十年前,香港著名社會學家趙永佳和呂大樂就曾提出,工廠職位的消失令香港愈來愈不平等。[2]在昔日的香港,學歷不高的人如果能在工廠當技術工人,也可以賺取不錯的收入,從而提升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質素。但當香港的工廠關閉,大量因此失去工作的中年工廠工人只能從事一些低薪、被一般人視為低技術工種的工作(如清潔工、保安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