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台北市議員鍾小平提議，拆除萬華龍山寺站的遮蔽物來解決街友問題。   圖：周煊惠 / 攝

台北市萬華區有許多街友，尤其是龍山寺前的艋岬公園，有不少街友群聚一起，國民黨台北市議員鍾小平今（14）日質詢建議台北市長柯文哲，應該像拆公車專用道、圓環一樣，把捷運龍山寺站的遮蔽物全部拆掉，不要讓街友聚集，並高聲嗆北市社會局長許立民「房屋降價你們賠嗎？」

柯文哲先前曾說，他在萬華最得意的政績是將「遊民變成遊客」。他認為，只要把艋舺地區的街友洗乾淨讓他們坐在那裡，就變成遊客了。

台北市議會下午進行市政總質詢，議員鍾小平詢問柯文哲，有沒有看過萬華艋舺公園很多街友的情況？不是像柯P說的，街友洗澡洗乾淨就會變成遊客。他說，自己提出一個大膽的建議，既然前朝做的錯事無法改變，那是不是可以把龍山寺站的遮蔽物全部拆掉，就跟柯文哲拆公車專用道、圓環一樣的道理。

鍾小平稱，今天因為有這個遮蔽物，「全世界的街友都來了」，他也怒批，不要讓那些可能不知情、或是假仁假義的團體都來發便當，「萬華這樣搞的話是永無寧日！」

社會局長許立民則強調，關於艋舺公園的街友問題，事實上應該要讓他們有個友善環境。

不過，許立民話還沒說完，鍾小平就說，捷運萬大線跟很多捷運線都有減免房屋稅，那萬華街友問題不解決之前，是否可以減免房屋稅？

許立民則認為，艋舺公園現在已經乾淨很多。引發鍾小平不滿，怒批「房屋降價你們賠嗎？」「局長、市長賠嗎？」許立民想要開口解釋，卻被鍾小平並斥責「閉嘴啦！」「胡說八道！」「講話在那邊插嘴！」

最後柯文哲趕緊緩頰道，他認為街友還是要有個地方給他們睡、休息。

為什麼他們回不了家？街頭最底層的女性無家者

位於台北萬華的女街友。
（本文中受訪街友名字皆為化名）
無論是艋舺公園、西門町或是台北車站，街友的身影已是生活在台北的我們所熟悉的景象。夜晚的台北高樓裡燈光閃爍，照映在這些處於「無家狀態」的人們身上，呈現了極強烈的對比。但若你回想看到街友的場景，想必腦中的畫面是個中年男子。那麼你是否曾想過，為什麼街上的女性街友如此的少？
街頭是叢林社會，女性獨自於街上生活可能遇到潛在危險，這是女性街友人數較少的原因之一。根據內政部統計處2016年的資料，全台列冊的遊民人數為2,556人，其中女性僅有289人，約佔1成。這群女性年齡多落在45到64歲之間，且多數精神狀態不穩定。
以台北中正萬華區為例，萬華社會福利服務中心社工員楚怡鈞說，女性街友中有6成精神狀況不佳。根據《精神衛生法》第5章第41條「嚴重病人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經專科醫師診斷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者，其保護人應協助嚴重病人，前往精神醫療機構辦理住院。」但基於人道考量，即便於街頭上看見明顯已無自理能力之人，因無自傷或傷人之虞，並無法強制就醫或診斷，因此僅有1成確診。
這群人數過少的族群，時常被媒體忽略，相關機構在資源有限的情形下，也非常難以性別為分隔，進行不同的服務。然而，女性街友與男性街友究竟有哪些不同？
失去家庭又不敢回娘家 女街友主要成因
阿娟，在二十多歲與前夫結婚，育有兩男兩女及養女一名。在三十幾歲時，丈夫與照顧公公的外籍看護發生親密關係，丈夫要求離婚，阿娟就此被逐出夫家。阿娟與原生家庭關係薄弱，家人也無力照顧她，她開始過著不穩定的生活，直到積蓄花光，只好睡在街頭，一待就是十幾年。
阿娟並非特例，失去家庭支持是女性街友的主要成因，其次則是疾病、藥酒癮。台中市撒瑪黎雅婦女協會執行長彭美珍（2013）根據協會內服務個案統計，女性街友成因：個人與家庭因素共佔65.45%、疾病佔10.91%、失業與家暴則分別為5.45%、1.82%。因為中高齡失業而流入街頭的男性較多，女性較少。由此可見，女性無家者並不完全是因為「所得較低」而無家的經濟型遊民，性別於她們而言扮演一個決定性因素。
在「家庭意識形態」的支配下，女性被期望進入家庭，若未走入婚姻則是「有問題的人」。然而當女性走入婚姻後，卻常被矮化成為男性的附屬品。當她們受不了家庭中的不和睦或是虐待而離開，失去經濟來源或是情感支柱，羞恥感讓她們不願意回到娘家，成為流落街頭的無家者。
這樣的經歷是男性無家者少有的，女性無家者也許並不用背負家中的經濟重擔，但是家庭的情感剝削，或是她們於家庭中的低地位，皆對於她們的心靈產生很大的影響，她們難以信任他人且時常缺乏安全感，成為回歸社會的阻力。即便這些女性或多或少都受到家庭的傷害，到街頭的她們並沒有失去對家庭的渴望，主流價值對於「家庭」的觀念早已深入她們的腦海，於街頭轉化成另一種形式再度佔據她們的生活。
脫離了夫家　未脫離父權的束縛
「精神狀況比較好的女性，她們其實在外面睡都會挨著一個男性，她要維持自己的安全。」人安基金會社工部副主任吳慧英說。走在台北車站，常常會看見一對又一對的「街友夫妻」，他們或許有法律認可的婚姻關係，也許沒有。但是對於這些女性而言，關係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們有人保護，這種保護同時也在她們腦海中變成一種無形的家。家帶給了這些女性經濟上的援助、情感上的支持。

「睡在這邊的人誰不知道我們夫妻，都不會來亂來鬧。」睡在車站的寶阿姨這麼說。她因為身體受過傷，不方便工作，每日在車站等待丈夫做粗工歸來。不僅是寶阿姨，這些在街頭上的女性幾乎都有「男伴」作為自己安全的依靠，有些有親密行為，有些僅是互相幫忙買東西，有些則是「被照顧」。
「他原本說9月4號才要回來呀，可能是聽說我都不吃不喝就跑回來了，今天拿這個魚給我吃。」睡在劉阿姨旁邊的阿榮在教會擔任廚師的工作，並非每天都睡在車站，但卻都會記得帶便當給劉阿姨吃。即便有照顧行為，劉阿姨否定彼此有情感關係，純粹稱他為「朋友」，然而多數人卻都認為他們是一對，這樣的模糊關係保障了劉阿姨夜晚的安全，但受到保護的她，必須給予阿榮同等的回饋，身體可能是一種方式，更多時候是被這種自己都否定的關係給束縛，被佔有、付出情感、成為阿榮的「女人」，「被照顧」即是阿榮認為身為女人的責任之一。
不過，街頭上的關係是非常流動的。「這些女人交往的都一個換一個，有錢就拉過來，沒錢就拉過去。」阿珍講起公園裡的交往關係，露出厭惡的表情。狀況隨時轉變的街頭，這些女街友選擇挨在一個又一個的男性身旁，盡力地在每段關係裡扮演好「女人」的角色，是她們的生存之道。
脫離家庭的她們，並沒有因為無「家」而少了父權家庭思維的束縛，她們依然扮演家中對女性期待的角色：街上的她們還是常成為男性的附屬品，吳慧英說，女性街友大部分會找尋男伴，而有將近7成的她們需要用身體換取這些「靠山」。
缺乏信任成為女性街友工作的阻礙
身體可以換得靠山，但更多時候僅僅只是被覬覦的目標。「這些男人也真的很壞啦，酒喝了就偷摸偷捏阿！」寶阿姨說，幾乎所有的女街友都有被騷擾的經驗，女人的身體在街頭上格外顯眼，她們能做的就是保護自己。



她們的棲身地點非常微妙，需要在人潮多的車站或公園，卻又得遠離這個場域最陽剛的地方。圖非當事人。（攝影／余志偉）
她們的棲身地點非常微妙，需要在人潮多的車站或公園，卻又得遠離這個場域最陽剛的地方。「我都睡這邊，這邊比較多老人比較安全。」睡在車站的劉阿姨說，另一位小露也選擇在車站周圍的椅子入眠，而非車站四側。街頭上的生存之道不僅如此，阿珍不只是在地板上鋪上紙板，她更在紙板周圍立起紙箱，成為了一個沒有蓋子的箱子。「這樣別人比較不會看我啊，我也睡得比較安心。」
多數人以為，女性身體是她們僅有的籌碼。但是這些女性多在真的沒有錢能夠生活時，才選擇出賣身體，也許獲得現金，也許成為了哪個男性的「女朋友」。更多數的她們，努力地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來。

「其實女性街友相對男性街友更積極在找工作和找房子。」新北市志願服務協會的彭建升長期針對街友「就業」進行輔導，談到多年來的媒合經驗他這麼說。然而60%的街友僅有國中以下的學歷，他們的就業選擇本來就不多元，將近90%從事家事服務（清潔），6%為保全、1.7%為粗工。其中保全和粗工的工作，基本上並不會雇用女性。
「有些清潔工作需要搬水桶或重物，雇主就會有性別傾向。不然大多數的服務業其實是利於女性。」彭建升說，有些女性街友因為身體狀況不佳，無法久站或沒有太多的力氣，無法從事清潔工作；有些女性街友因為精神狀況較差，沒有妥善的應對進退或是整潔的外表，根本無法獲得工作機會。
更多數的她們，受到先前生命經驗影響至深。彭建升舉例，「之前有一個個案，曾經被家暴。在便當店工作的時候覺得其他員工一直盯著她的屁股看，雖然後來沒有證據證明這件事情，但因為過去經驗讓她對這種事情比較敏感，就自己請辭。」不僅是性騷擾，有些女性街友基於保護自己，可能對於不公平的待遇或是主管責罵較為激動，少了適當的應對進退，時常過度反應而放棄了工作。
「像我手上有一個個案，她最近就打來兩次電話大哭，說快要沒有房子。」新北市志願服務協會的社工翁平慧說，對於找到工作、脫離街頭的街友，獨自一人在外生活才是最大的困難。尤其多數女性街友缺乏安全感，情緒時常低落，容易在狀況不佳的時候選擇放棄工作，而失去她掙得的一切，再度回到街頭，歸零。
將近7成左右的街友背負債務。根據法規，若使用「薪資轉帳」的方式領取薪水，要扣除三分之一的薪資來償還債務。時間彈性、相對自由，而且領取日薪的舉牌與派報工作就成為了他們的首選。不需要被扣除薪水，不需要等待每個月結束才能領到錢。若你在街頭問一輪，他們多數依靠這個維生。然而，每個星期僅有六、日會有工作機會（平日多由固定人員擔任舉牌工），兩日的薪水約1,500元，不一定每週都有兩天的工作機會，偶爾一個禮拜僅有800元。「這禮拜我腳不太舒服，又看到很多人去搶，我就沒有去舉了」阿珍這麼說，舉牌工作雖然自由，卻非常不穩定，若不幸遇到颱風，那整週就沒有收入。不僅如此，舉牌或是派報常常要在烈日炎炎的日子曬上一整天，每次看見阿珍她總是兩頰燙紅，拿著梳子替自己刮痧希望散掉一些熱氣。由於她們是自雇者，不會有勞健保。若在車來車往的十字路口出了任何意外，也不會有誰為她們負責。

北區缺乏針對女性街友的專門化服務
也許你會懷疑：社福系統如此發達的現今，她們難道不懂得求助？有一群女性街友確實如此，精神狀況非常不好，早就已經沒有能力尋求協助，社工或許半哄半騙地讓她們就醫，但是沒過多久她們肯定又會回到街頭，如此反覆。精神狀況稍佳的女街友，會至社會局或相關單位領取物資。然而，若女性街友想要住宿，卻非常困難。新北市與台北市的相關機構，僅有萬里重建中心、台北市遊民收容所、平安居、人安基金會新北平安站有收容女性。

「我們曾收容一名年輕女性，有點智能障礙，本來就靠身體生活。當我們收容她，她的客源就變到站內，會造成我們的問題，我們只好請她離開。」

「我們曾經混居，但是那些男生就在那邊鬧，那個女生就坐到男生大腿上。」

「我們這邊都是男生，如果女生來也會覺得不安全吧！」

談起收容機構不收女生的原因，每位負責人說起曾遇到的狀況，都頻頻表示無奈。萬華平安站站長羅凱耀提到，女性街友的住所若與男性混居，需要有相對獨立的空間，帶給這些原來就較缺乏安全感的女街友信任。

因此多數收容女性的機構會提供獨立的房間，而部分機構因為資源不足，並沒有辦法提供這些空間，且服務街友的社工原本工作量就大，時常無力處理這些較缺乏安全感、精神狀況不佳的族群。若需處理住民們複雜的情慾關係，也可能使社工工作量倍增，以上種種的原因形成現今的收容狀況。

當機構提供的住宿機會相對較少，自行租屋可能成為讀者們第一時間想到的解方。然而，租屋市場扣連著就業市場，這些女性並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何來租屋的可能？有些租金較為便宜的租處，房東因為多數房客都為男性，避免引起紛爭同樣不願租給女性。又或者，多數女性因精神狀況不佳而沒有整潔的外表，被遭到拒絕。

環境因素或個人因素，這些女性已習慣於街頭過著「比較自由」的生活。這些自由生活也許是在無人管、有朋友、有娛樂、熟悉的公園或車站，最自由最安全卻也最危險。

在現今社福機構人力不足的狀況下，北區並沒有任何針對女性街友的專門服務。這些成因與生命歷程都與男性街友不同的族群，確實需要更細心且另外設立一套方法，協助她們離開街頭。她們的貧窮原因，並不只是「低所得」，而是失去「對人的基本信任」。

女性街友是社會上比底層更底層的人，不僅需要背負街友上「骯髒、貧窮」等負面標籤，更需要受到主流社會對於女性的期待與要求。身體或是精神狀況讓她們時常跌入憂鬱，她們難以相信他人，時常在社工面前扮演一個正向的自我，但卻容易因為細小的波瀾而在內心掀起滔天巨浪。失業、失去住所不停循環，「反正我現在只想死。」劉阿姨總是笑笑地跟我說著她對人生的無奈，她們早就已經沒有慾望。當你我規劃著10年後住在哪個地方、在哪間公司上班，她們連10天後是否存活都沒有把握。

這些女性人數相對較少，可能沒有足夠的聲量能夠引起大眾關注她們的生活，但她們需要有人針對女性做出的額外服務與相關配套，讓她們在街頭的生活不再險惡，累積足夠的能量擁有一個令她們安心的地方、並重新相信生命、相信人。

（ 本文作者為台大與報導者合作的「小田野報導」計畫學員 ）

萬華遊民問題怎解？ 鍾小平：公園遮蔽物全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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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萬華艋舺公園街友長年聚集，國民黨籍市議員鍾小平要市府「把萬華（艋舺公園前）的遮蔽物全拆光」，街友就不會聚集了。（資料照，記者王冠仁攝）

〔記者蕭婷方／台北報導〕台北市萬華艋舺公園街友長年聚集，國民黨籍市議員鍾小平以往曾提議，主張市府應把萬華街友載到陽明山安置，今又再度表示，市府應該為先前錯誤的社福政策負責，「把萬華（艋舺公園前）的遮蔽物全拆光」，街友就不會聚集了。

鍾小平今於市政會議總質詢時批評市長柯文哲，他說，萬華艋舺公園街友聚集，造成當地里民困擾，市府應將公園的遮蔽物全拆，跟市府先前拆公車專用道與建成圓環一樣拆光，「有遮蔽物，全世界的遊民都來了」。

鍾小平憤怒地指出，不要讓那些假仁假義的團體、發便當都到艋舺公園，萬華幾個里街友問題很嚴重。

社會局長許立民解釋，為平衡市容與街友問題，市府已積極進行相關措施，要給街友一個友善的環境。

但許立民解釋還沒說完，鍾小平怒極要許「閉嘴」！一旁的市長柯文哲立即緩頰，「還是要讓遊民有個地方休息」。

拆掉艋舺公園遮蔽物趕遊民？挨批不治本

台北市萬華艋舺公園長年聚集街友，市議員鍾小平前天在議會質詢時，主張將艋舺公園的遮蔽物全拆光，就不會聚集街友，在地幫助街友的芒草心慈善協會秘書長李盈姿說，這並不治本，增加中短期的收容所，幫助無家者自立，才是解方。

芒草心慈善協會秘書長李盈姿說，若是將艋舺公園的遮蔽物拆除，無家者可能會流竄到周邊的街道、騎樓，對當地居民的困擾不減反增，若是能在無家者的主要活動區域，建立足夠的中短期收容所，或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李盈姿說，在萬華地區約有3、400名無家者，但全北市僅有200至250個收容床位，北市社會局在萬華都沒有公辦的遊民收容所，民間的收容床位不到100床。

李盈姿說，民國99年北市社會局有意在和平西路與環河南路交叉口設立遊民住宿服務中心，但因鄰近國小，家長多次抗議，剪綵前一天硬生生喊卡，在地居民的反對聲音，是遊民收容所一直無法成功設立的主要原因。

芒草心慈善協會在設立自立支援中心時，通常先低調進行，小規模的設在一般公寓內，久而久之鄰居知道，原來每天早出晚歸的無家者，看起來就像一般上下班的老先生，與你我沒有不同，才會慢慢接受。

住在萬華的陳先生說，他同意每一名無家者都有他的故事，但繼續聚集在艋舺公園內，成為地方的隱憂，因為那些遊民就像不定時炸彈，不知道他們會做出什麼事來，而萬華區總是冠上遊民、治安差等負面標籤，對當地居民也不公平。

北市社會局社會工作科長翁淑卿說，各國都有街友，不可能不存在，從民國104年7月起發一人一袋，讓無家者可以統一放置行李，在維持市容與無家者生存權利中取得平衡。

翁淑卿坦言，官方設立收容所有難度，民眾大多不願意收容所設在自家旁邊，因此社會局目前沒有規劃在萬華設立公辦收容所，傾向補助民間公益團體經費，讓在地經營已久的團體設立小型收容所，也能與居民建立關係。

芒草心慈善協會的自立支援中心提供無家者居住空間，也提供專業社工輔導。自立租屋後也持續追蹤，讓居住更加穩定。圖／芒草心慈善協會提供

街友是國恥嗎？（張勳慶）
街友的身影，在每個國家大都市中都存在，這從出國旅遊者所見，又或者是國家地理頻道之類節目中，你我都可見到此一情形。(photo by pixabay)

民間團體日前召開記者會，痛批台灣鐵路局以「提升國家門面及台北市之形象」為理由，將在日後用強制手段，把街友在台北車站外圍堆放行李，全都搬到東邊垃圾場。此舉除了街友個人睡覺棉被會髒汙外，更有可能被清運一空丟棄。

台鐵局此舉引發正反看法，贊同者認為佔用公共空間便是不該，反對者則認為這是社會底層人物的無奈和縮影。再回到台鐵局所稱國家門面和北市府形象，就會讓人納悶與質疑，在許多介紹給國外觀光客的紙本簡介中，都大力推薦北市龍山寺，但其周圍不也存在大量遊民，怎麼不去全部抓起來送去安置呢？

另一個則是街友的身影，在每個國家大都市中都存在，這從出國旅遊者所見，又或者是國家地理頻道之類節目中，你我都可見到此一情形，不但美國紐約有，連性好整齊清潔的日本也一樣，有社會經驗者也都能了解此一情形，那台鐵局此舉與其說是為了國家門面，還不如說是官僚衙門心態在自我膨脹。

任何國家都是社會所組成，社會中最單一的個體便是個人，若今日你我把台北車站街友放置行李當成是國恥，那街頭遊走的攤販，吃力拉著板車回收資源的老人，豈不是都有損國家顏面呢？

我們只會用面子掛不住心態去看待社會中的遊民，而喪失了理解人生困境的同理心，清理街友的人自以為台灣社會是個無菌室，最後社會只會更看不到真相，人心也更欠缺關懷與自省。

什麼才是國恥呢，每個人所見問題角度不一，混亂的交通、橫行的路霸、地上的檳榔汁當然是，但是，對身障者不友善的公共空間、層出不窮的食安不更是嗎？甚至有人直指國恥就是台灣政客。

真正的國恥是這個社會人心，對弱勢和底層眼不見為淨，把人用自我勢利心態分等級，瞧不起身旁的窮親戚，打從心底厭惡老人，把街友當成社會汙染源，對移工以上國人民高傲心態視之，捫心自問，真正醜陋的是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