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屋是人類的基本需要，在香港卻是「老大難」的問題，升斗市民根本無法負擔瘋狂的樓價，輪候公屋又遙遙無期。在這畸形的環境底下，「納米樓」、「劏房」等便成了見怪不怪的現象。

回到半個多世紀以前，香港的居住情況又是怎麼樣呢？余生也晚，沒有第一手經驗，但可以從那時候的文學與電影作品去了解。戰後香港的國、粵語片，特別愛以居住問題為題材，最有名自然數到李鐵導演的《危樓春曉》，一句「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傳誦至今。其他如《春光無限好》、《一板之隔》、《水火之間》等，都是這一時期的寫實佳作。

不過今次我想談談的是文學方面，今年六月辭世的劉以鬯，過去在報章副刊寫下大量的連載小說，部分近年有幸獲得出版社青睞，正式出版單行本。不久之前，我就讀了他在一九六〇年發表，卻到二〇一六年才首次出版的《香港居》。

單看《香港居》的書名，自然教人想起唐代詩人白居易年輕時謁見顧況，對方看到他的名字後開的玩笑：「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劉以鬯借用了這一典故，反映的是本地的居住問題，誰會料到這麼多年後，「香港居，大不易」依然深深困擾着無數的香港人？

《香港居》以第一人稱敍事，主人公「我」是從南洋回港的作家，在報章賣文維生，顯然有着劉以鬯的自我投射，當中也滲入一些像《酒徒》般對文壇的牢騷。不過，《香港居》並不是要走《酒徒》或《對倒》較偏鋒、實驗的風格，而是「傳統」講究起承轉合的小說，藝術上或許沒有那樣殿堂級的成就，但趣味性是肯定的。而書中所提到的房租、物價、飲食娛樂，以及一些日常生活細節，今天讀來更是十分珍貴的歷史記錄了。

不得不佩服劉以鬯，《香港居》開首就以諷刺的語氣，寫出這句相當點睛的說話：「香港人口稠密，最珍貴的東西，不是愛情，而是地產。」跟很多上世紀五十、六十年代的小市民一樣，《香港居》的主角夫婦也要以「同屋共住」的方式，減輕生活開銷。其實，主角一家的經濟條件已屬小康，有能力租住「梗房」，不用像粵語片的小人物般擠在狹窄簡陋的「板間房」，甚或等而下之的「牀位」。不過，要找一間清靜舒適的「梗房」，卻比想像中困難得多，最大的問題不是來自租金，而是要處理同一屋簷下所衍生的複雜人際關係。

為此，主角夫婦只有不斷搬房子，結果弄至疲於奔命，苦不堪言。最先他們租住舊同學的單位，然而他的太太卻錙銖計較，不僅逼他們付錢共用一個傭人，又不准使用廚房，而要「搭伙食」。之後他們搬到跑馬地的新樓，房東與太太都十分友善，但讀中學的女兒情竇初開，暗戀主角，更為此自殺。後來主角打算轉當包租，卻遇上幾個亂搞男女關係的租客，只好退回房子，變回三房客，但包租婆與房客皆各有問題……在租屋與包租的過程中，正好刻畫出一幅人欲橫流、光怪陸離的社會眾生相。

戰後南來作家的眼中，香港往往是充斥着罪惡的淵藪。劉以鬯筆下的香港雖然未至於那麼嚴重，但在《香港居》也多番提到這座城市有太多金錢和物質的引誘。主角在不同房子里所遇到的男男女女，有的唯利是圖，有的自甘墮落，他們的愛情自然也脆弱得不堪一擊。

小說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節，莫過於寫房客馮士銘與太太黃美娟的關係。馮士銘是全書的悲劇人物，他昔日在上海是有財有勢的富家子，跟交際花黃美娟結婚後，由於內地局勢不穩定，於是流落香港。為了討好貪慕虛榮的太太，馮士銘花光了積蓄，自己更弄至貧病交逼。這樣一下子由富變貧的故事，大抵在當時香港的南來移民中並不鮮見。然而，教人感到心酸的是，當馮士銘抱恙之際，黃美娟仍然不斷以惡毒的說話逼他買白金四方表，馮士銘卻始終沒有怪責她，反而認為她當初為這個家已經犧牲了許多。結果，馮士銘有天突然在街上昏倒離開人世，不旋踵黃美娟已經轉投有錢經理的懷抱，成為他包養的「金絲雀」。

整體而言，《香港居》的調子並不是那麼灰暗絕望，像少女莎梨千方百計去挑逗主角，就教人啼笑皆非。另外，老趙談及用「行船」的積蓄頂了一層樓給妻子收租，又諒解妻子因他長年在外而變心，讀着心頭不由得泛起一絲溫暖。最後老趙知悉妻子自殺不遂，願意重新接納她，更是很高尚的情操了。

看過電影《花樣年華》，大家都知道寫作人靈感枯竭的煩惱。《香港居》的主角也經常因為房客及房東的滋擾，影響創作的思路和進度，不知道這是否劉以鬯現實中的寫照呢？無論如何，《香港居》現在從頭到尾讀起來一氣呵成，情節豐富，並沒有犯上一般報章連載小說前後矛盾或重複的毛病。在內容鋪排與說故事的能力上，劉以鬯無疑作出了一次平實但依然十分精采的示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