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公屋目的──幫資本家?治安?衛生?土地資源?
香港公營房屋政策的來源,學術上有不少討論。很多學者都不滿足於把公屋視為港英政府的惠民措施,嘗試從當時香港的政治經濟脈絡中尋找答案。把這些討論借來一用,或許也能幫助我們思考北京政府可能在想什麼。
對香港公營房屋政策其中一個最有名的解釋,來自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他認為公營房屋實為政府對資本家的間接資助。回到1950年代,中國參與韓戰引發了國際禁運,香港本來的轉口港角色大受打擊。與此同時,逃避內戰而來的中國難民帶着勞動力和創業精神,為香港發展加工製造業帶來有利條件。早期興建的不少公共屋邨都是建立在當時新興工業區的週邊,為提供廉價勞動力帶來便利。如是者,公營房屋應該被理解為政府動用公共資源為資本家興建的工廠宿舍。
如果這個說法屬實,則今天的北京政府並沒有多大誘因做同類的安置工作。現在的北京講求「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保定市要承接首都功能,現在又要辦雄安新區。別說一般產業,就連金融後台服務也想遷走,已經和當年輕工業發展蓬勃的香港完全不一樣。
不過,並非所有學者都同意柯司特的觀點。畢竟,如果只是要提供廉價勞動力,就讓貧民繼續住在貧民窟也可以,毋須政府操心。政府要對付貧民窟,一定是有本身不喜歡貧民窟的理由。從這進路出發,有不同學者提出了治安、公共衛生,以及土地資源的角度理解。
殖民者來到陌生的地方,本身就害怕任何的不穩定因素。英國人在香港喜歡住在山頂,就是害怕山腳下濕熱的氣候會讓他們生病。港英政府常常要求華人地主改善居住建築,後面也有害怕瘟疫的考慮。另一方面,當城市中出以過百萬的流動人口,說不定當中有幾個國民黨或者是共產黨的特務,正在等機會聚眾生事。把木屋區的貧民都遷進現代化管理的公營房屋,最起碼以後要抓人也有門牌號碼可對應。用中國的政治術語來說,這些都是維穩問題。
從土地資源的角度出發,城市邊緣的違章建築是浪費土地潛力。如是者,香港的公營房屋政策其實是一個賺錢項目來的。有調查指出,通過多層大樓的安置模式,港府只要用三分之一的土地便可清理原來的木屋區。剩下來三分之二的土地,就可以變賣了。城市土地無論在北京和在香港都十分值錢,城市邊緣換個角度看就是城市擴張的地方,土地升值潛力特別大。
來到今天的北京,通過土地整理來達至維穩功能的邏輯基本相通,但實踐的方式並不一樣。最起碼,中國政府今天介入和掌控中國民間的能力,遠遠高於當年在香港華人社會當中的港英政府。因此,中國政府可用的手段更為直接,甚至更簡單粗暴。
2017年11月18日,北京大興區西紅門鎮新建二村發生重大火災事故,造成19人死亡,8人受傷。火災發生後,北京市立即部署安全隱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專項行動。攝:Ng Han Guan / AP
港英的別無選擇,北京的無比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