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興區新建二村發生19死大火後，市政府部署安全隱患大排查行動，驅逐寄居北京周邊地區的低收入外地工人。由於正值冬季，很多人頓失居所，行動展開數日即引發民憤，紛紛指摘北京當局；市委書記蔡奇昨強調，活動要有人文關懷；而當局也「補鑊」組織招聘活動，聲稱可以安置受影響民眾。

習特會期間有火災 習曾施壓

在大興火災前，北京順義區李橋鎮在11月10日也有一場火災，由於正值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華，北京消息人士對本報稱，國家主席習近平對此頗為不滿，要求習辦向蔡奇問話，「這把火是燒給誰看的？」因此大興火災後，蔡奇壓力極大，加上北京有疏解非首都功能工作的巨大壓力，於是藉大排查行動，清退各區的低收入外來工人。

消息人士：體制內亦見陳情

然而執行人員在整治區域採取簡單粗暴的手法，斷水斷電、半夜突襲、亂砸亂踹，使大批民眾數日間流離失所，內地網民稱之為「北京排華事件」。北京消息人士指，除引發內地知識界關注外，在體制內，亦有不少人士認為行動突破了人道底線，透過各種渠道向市委及中央高層陳情。消息人士指，如果事件持續惡化，民憤可能變為民亂，到時局面或難以意料。

北京市官方前日已展開「滅火」行動，否認驅趕「低端人口」，又表明沒有「低端人口」一說。消息人士指，北京官方消息稿原希望包括新華社、央視等中央媒體在內地播發，但有關媒體拒為北京市背書。

《北京日報》微信公眾號昨報道，市委召開區委書記會，蔡奇強調，北京正面臨安全發展的考驗，各級領導幹部對此要有充分認識，切實提高政治站位，確保首都安全穩定，為黨中央站好崗、放好哨。報道又指火災後，蔡奇曾3次到大興區西紅門鎮，指出專項整治要體現人文關懷，要講究方法，工作要做到家，並要求政府主動幫助企業妥善安置工人，人社部門可組織企業到西紅門舉辦招聘會，對困難民眾實施社會救助。

備酒店公寓接收無家者

大興區昨午舉辦火災後首場招聘會。現場工作人員對本報表示，共有27家企業提供包括文員、司機、保安、醫院護工、清潔、教師等101種工作合共508個職位，其中不乏益海嘉里等跨國企業。招聘會入口處還設有民政救助諮詢台，解釋臨時救助政策。

西紅門鎮副鎮長陳永強表示，願意留京者可參加招聘會；有意返鄉而無經濟能力者，鎮裏將提供食宿、返鄉車票等臨時救助。目前鎮政府也已預備好足夠的公寓和酒店等，準備接收需臨時救助的人。不過，很多外來人在連日行動中已被驅離西紅門鎮，昨日參加招聘的人並不多

白信：北京切除的，是威脅政治安全的新流民階級早在2014年2月習近平第一次視察北京，提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以來， 由最高長官意志確定了北京市2300萬的人口容積上限。自此，清理「多餘人口」就成為北京市先後兩屆政府的首要任務。白信 2017-11-28

大興火災過後，在這些外地勞工集中的城鄉結合地帶，以消防安全為名，全面動員直接進村作各種拆遷作業、驅趕住戶，演變成一場仍在進行中的人道主義危機。 攝：Fred Dufour

從11月18日北京市大興區舊宮鎮一場奪去19條生命的火災過後，北京市政府在幾乎所有城郊結合地帶展開了一場大規模的「清退低端人口」行動。一週之內，可能有多達二十萬「外地來京低端人口」被暴力驅離，淪為北京難民。

從中國社交媒體上流傳的影片，以及公民記者和傳統媒體在現場發回的報導看，在外地來京人口集中居住的「城中村」，居民被告知必須在兩到三天內緊急搬離。隨後，他們經營的餐館、工廠被暴力人員強行砸毀門窗、玻璃，他們的住所半夜被穿制服的警察或協警以破門方式強行進入，居民在暴力威脅下被驅逐。他們在北京冬夜的寒風中流離失所，有的乘坐火車返回老家，有的在附近的河北省另尋廠房、住所，有的徘徊在北京街頭，成為中國境內的難民。

自1962年中國的大饑荒結束後，這樣大規模的城市難民情形還從未在中國發生過。也有人將它與1942年7月華沙30萬猶太人被驅逐的暴行相比較，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已經激起了一片憤怒和抗議；一些仍然保持良心的官方控制媒體也發表了報導，隱晦地對北京官方政策提出了批評。過去五年不斷遭到打壓的北京公民社會，也以異乎尋常的勇氣組織了多方的抗議和救援。例如中國人民大學校友、北京知識界和中國的勞工群體，都各自發表了聯署抗議公開信。

而引人注目的是，在很少幾家基督教組織和勞工NGO伸出援手之外，北京的一些公民志願者自發組織了多個救援網絡，為這些難民提供緊急住宿安排和餐飲業的工作崗位。有數百名公民志願者加入了救援的實際行動，展現了北京公民社會在巨大壓力下仍然存在的頑強韌性和勇氣。

習：「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可是，我們要如何分析北京當局在2017年的冬天，以如此法西斯主義的方式展開大規模「低端人口清退」行動呢？早在2014年2月習近平第一次視察北京，提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以來，2015年國務院通過《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後，北京市先後於2015年通過了《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關於貫徹〈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的意見》和2017年《北京市總體規劃》， 由最高長官意志確定了北京市2300萬的人口容積上限。自此，清理「多餘人口」就成為北京市先後兩屆政府的首要任務，也是北京恢復所謂首都功能的一個急迫目標，要求2017年「取得明顯成效」。

於是，在2017年冬天來臨之際，大興區一處廉價公寓的可疑火災過後，在這些外地務工者、小工廠集中的城鄉結合地帶，北京市各區行政機關以消防安全和郊區農戶「煤改氣」的環保要求為名，進行了全面動員，各種拆遷機器在大批制服人員護衞下，直接進村作業、驅趕住戶，演成一場仍在進行中的人道主義危機。本帖最後由 folee2008 於 2017-11-28 12:30:28 編輯

如果注意到十九大前後由蔡奇擔任北京市委書記，那麼人們很容易得出，這樣一場大規模暴力驅離，大概算是過去幾年地方層面為表忠心、出政績而相互比拼，屢屢採取激進主義的治理政策的延續。例如，杭州為迎G20峰會大搞城市改造、限制物流和車流，廈門為迎金磚峰會同樣搞堅壁清野時的維穩，麗江強行關停一批客棧，深圳嚴禁電動車等等。北京坊間也悄悄議論，這些十九大前後從地方坐火箭進入中央、執掌京城的官吏，大概也是一片忠心，敢殺敢幹，不曉得京城水深，把地方強拆模式引入北京，一時民怨沸騰。偏偏巧得很，北京市委採取大規模清退低端人口前，也是國家網信辦前主任魯煒正式落馬之時；網信辦對社交媒體的刪帖和封殺似乎並未如預期般有力、積極，公民社會的空間也在短片社交媒體、義憤填膺和志願行動的同時有所復甦。

但是，無論中央和北京市委如何想把北京變成一個類似平壤的劇場城市，並且以大規模清退人口行動作為政治表演，也不能掩蓋蔡奇在今年8月7日《人民日報》為北京城市改造辯護的文章，所列出另一條可能更為重要的理由：政治安全。

2017年11月18日，北京大興區一幢公寓發生奪命大火，釀成19死8傷，當局隨即以消防安檢的「安全隱患」為理由，驅趕北京內的外地打工族和低收入族群。攝：Ryan Mcmorrow /AFP/Getty Images
新流民階級──「危險的階級」

然而，這次驅離與2011年在茉莉花革命陰影下，北京市以公知群體、異議分子、NGO活動分子為目標群體進行的「抓捕和控制」不同，蔡奇這次是針對另一個龐大的群體——新流民階級。

新流民階級，也就是這次以大興區西紅門地區被驅逐對象為主構成的群體，包括當地服裝廠工人、工廠主、裝修工人、服務業者、個體店主和淘寶店主等小業主，以及各種自我僱傭者等。他們和暫時棲居建築工地工棚的建築工人，以及住在工廠集體宿舍的派遣工、合同工等，甚至電商業者和「主播」群體，共同構成一個規模越來越大的新流民階級。十年前，這些群體的主要代表是所謂的農民工，但是隨着城市化加速和人口流動，特別是非固定僱傭制度的無限擴大、社會保障制度的落後，以及市民權利的越發收斂，這一群體正在逐年擴大，蔓延至所謂碼農和傳統產業工人。

英國倫敦亞非學院的蓋伊．斯坦丁（Guy Standing, 2011）注意到這一現象。他發現，全球化的資本主義正在全世界範圍製造出越來越多的流民無產者，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這些流民就業不穩定、工作時間不固定、工資收入不穩定，而且規模巨大，涵蓋了從底層工作到傳統藍領和白領工作，並且形成一個「危險的階級」，製造着新的社會不平等和不安全。

這裏所說的「危險」，是類比19世紀的手工業者和街頭商販。相對於當時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共享的勞工神聖的道德觀而言，這些手工業者和街頭商販屬於「危險的階級」。新流民階級的出現，也挑戰着今天仍佔主流價值觀的終身或固定僱傭觀念，以及相關的家庭、婚姻、財產等階級再生產方式，進而挑戰政治，形成一種「火海的政治」，如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和佔領華爾街運動。

在斯坦丁看來，新流民是一個形成中的階級，而不是一個自為的階級。它本身是非均質的、碎片化的，內部就處於相互戰爭之中；對外，新流民與工薪階層、高收入者和無產階級都屬於最廣義的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卻分屬不同群體，工人階級也因此碎片化。它在今天的擴大，全因1975到2008年間的全球化進程，特別是中國─印度等新興市場的影響，在發達國家製造了越來越多的新流民。這些國家在壓力下，企業職位、報酬制度和勞動力都越來越趨於靈活，大量傳統固定工作崗位轉為低薪、流動和派遣制，或者關閉。即使在中國這樣的新興市場，典型如富士康的大規模工廠，也以廉價的農民工為主要勞動力來源。國有企業在產生大量下崗、失業工人的同時，以低成本、高流動性的農民工（派遣工）代替。新流民也因而是一個「全球性階級」，並且很容易受到民粹政治家和新法西斯主義的吸引和操縱，如歐洲、北美和其他地方近年所發生的，因此是一個「危險的階級」。2016年美國大選中「鏽帶」區選民對特朗普的支持，可謂最新例子。

在斯坦丁看來，新流民是一個形成中的階級，而不是一個自為的階級。它本身是非均質的、碎片化的，內部就處於相互戰爭之中；對外，新流民與工薪階層、高收入者和無產階級都屬於最廣義的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卻分屬不同群體，工人階級也因此碎片化。它在今天的擴大，全因1975到2008年間的全球化進程，特別是中國─印度等新興市場的影響，在發達國家製造了越來越多的新流民。這些國家在壓力下，企業職位、報酬制度和勞動力都越來越趨於靈活，大量傳統固定工作崗位轉為低薪、流動和派遣制，或者關閉。即使在中國這樣的新興市場，典型如富士康的大規模工廠，也以廉價的農民工為主要勞動力來源。國有企業在產生大量下崗、失業工人的同時，以低成本、高流動性的農民工（派遣工）代替。新流民也因而是一個「全球性階級」，並且很容易受到民粹政治家和新法西斯主義的吸引和操縱，如歐洲、北美和其他地方近年所發生的，因此是一個「危險的階級」。2016年美國大選中「鏽帶」區選民對特朗普的支持，可謂最新例子。

新流民的不安與無力

中國改革開放時代最初的流民階級，是農民工和進城經商者；今天北京難民的主體稍有變化，但都屬全球化背景下，一個「新流民」階級的一部分，而非中國特色，且隨着中國全球化程度加深而擴大，都具有一些共性：一、基於不穩定勞動（工作）的特殊生產關係；二、由於缺乏社會保險和幫助而產生的特殊分配關係；三、缺乏公民權利的特殊（與）國家關係。在現實生活中，他們大多缺乏正式勞動合同、社會保險、完整的家庭生活，和連續的月收入，工作場所常年轉移，遊離在主流城市社會生活之外。對這種「不穩定無產者」的描述，甚至可以追溯到馬克思、恩格斯在170年前的《共產黨宣言》：

資產者彼此間日益加劇的競爭以及由此引起的商業危機，使工人的工資越來越不穩定；機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繼續不斷的改良，使工人的整個生活地位越來越沒有保障；單個工人和單個資產者之間的衝突越來越具有兩個階級的衝突的性質。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more and more precarious”（越來越沒有保障）來形容當時工人階級不穩定的生活狀況。只是，他們堅持以生產資料的佔有關係來區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而不是如服裝、消費、家庭等等生活狀況所反映的階級位置或階層意識來區分他們、理解這些「不穩定的」（流動的）群體，來決定對無產階級的定義。學者如潘毅雖然關注經年，卻仍只是將他們視為處於「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狀態中。

然而，問題在於，新流民不穩定的工作和薪酬產生着新的不平等和不安全感，也再產生出新的排斥，但他們卻無力抵抗，反而可能被一波波的「清退」或歧視，無論是來自本地市民還是國家的。換言之，他們面對驅逐的束手，不是因為所謂底層階級的自卑（嚴格意義上，他們不同於底層階級），而是強烈的不安全感和公民權利的缺乏，讓他們面對暴力無能為力。

[url=][/url]2017年11月25日晚上，工人將床墊搬到馬路對面的卡車上，之後他們將到遠離北京的新廠區安置。攝：Bernard/ 端傳媒新流民階級與主流階級的空間衝突

最高統治者似乎正以規劃雄安的方式重新做京津冀大區的規劃，特別是北京的重新規劃，猶如個人的精緻沙盤。大興區因為位於北京新機場的「臨空經濟區」而倍顯空間衝突，驅逐行動暴力程度也是最高的。這些城中村，是冬季煤採暖污染區、火災隱患高發區，還是傳統的治安真空區。例如大紅門的「浙江村」，有密集的小型服裝業、物流業、裝修業，也是市內新流民階級大量聚居的地方，居民卻彷彿過着九龍城寨一般「不體面的生活」，被視為城市周邊的腫瘤帶，刺激着當局的「安全感」。

新流民階級與主流階級的階級衝突，首先以空間衝突的方式表現出來。新流民在十九大「美好生活」政策出台後，成為第一批犧牲品——他們是一個威權定義的美好生活所不兼容的階級存在。所以，這一新流民階級的危險在當局眼裏並非形同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陰影，純因他們在落腳城市──城中村的集中居住，而具有了景觀政治層面上的空間衝突。

例如，新興中產階級的擴大乃至互聯網創新經濟的增長（如快遞業和外賣業的擴大），改變了傳統的城市景觀，如街道上擁擠的快遞和外賣車輛，和無數共享單車。甚至，這一階級的不穩定和擴大本身，也正在滲透影響着許多傳統較高收入行業和階層，如碼農和金融業者。他們在市內的住房短租和群租方式同樣有違「美好生活」，因此才有在五道口租住「自如」品牌公寓、年薪60萬的租戶此番也被驅逐的報導在社交媒體上流傳。當然，雄安作為最大規模的首都疏解區，才是未來這些平素不講究穿著、住所和生活質量的碼農們的歸宿。

北京難民的非公民狀態

在北京和中國，這一增長中的「長期臨時工」性質的新流民階級，在悄悄改變中國的社會階級結構和城市景觀。他們未享受基本的公民權利，也不享有自由進入城市的權利，且在落後的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制度下，勞動關係不穩定、社會保險缺乏。加上他們不穩定生活方式本身對城市空間的挑戰，無關戶籍，可能在未來變成新的歧視藉口，然後被國家機器以暴力方式強行隔離，以這種人為劃分社會權利差異的方式，進行階級隔離，造成一個個新的人權災難。只不過，這種階級隔離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教育和住宅上的隔離，而是更為隱蔽的，對新流民階級甚至一切審美有問題、政治上不可靠階級的隔離。（事實上，北京本地貧民近年來已加速搬離老城區、遷往遠郊經適房或廉租房，形成一種本地階級隔離。）

因此，追根溯源到這些被驅逐的新流民無產階級本身，分析北京當局「清退低端人口」政策，是呼籲公眾和國際社會注意到中國一個龐大群體近乎所有人的「非公民」狀態。

在時間線上，這是「十九大」後，當局「美好生活」的烏托邦設計和激進主義的治理路線共同作用的結果，形成一種新的內部殖民主義，相對於改革開放三十餘年不斷破除社會壁壘之後的一次反動。如齊澤克2012年所說，「接受一個長期工作而被剝削，正在成為一種特權」，未來被容許留在北京長期工作和生活的，或許是那些按照新的「社會信用積分制度」達到合格積分的精英分子，中國式資本主義正在對勞動力挑挑揀揀。或許毋須更多的街頭暴力展示，而代之以大數據的象徵性暴力，就足以把愈益加劇的新流民階級與主流階級的階級衝突和空間衝突，隨時轉化成一次次人權危機。北京難民，或許還將因內部殖民主義的加劇而不斷產生。

好政策？

中華民族到了最低端的時候

作者：葉一知

近日大陸出現新名詞，叫做「低端人口」。

據報，北京要趕絕市內三百多萬低端人口，形同將他們流放，讓他們自生自滅，還出現「清退低端人人有責」的橫額，蔚為奇觀。

什麼是「低端人口」呢？據說，低端人口大部分是從外地到北京打工的外地人。

講到呢度，就要談少少通識。

首先，這些外地人因為戶籍制度，在北京沒有戶籍，所以也不能拿任何當地福利，包括孩子不能獲得免費教育。

至於為什麼這麼慘也要過來打工？

因為這些「低端人口」本就來自「低端產業」即農村或其他「低端城鎮」，他們在當地無法得到溫飽，唯有離鄉別井到大城市工作。

這些「低端人口」，其實就是「低技術人口」，他們書讀得不多，大多只能從事低技術、勞動密集的工作，主要就是工廠。

其實，今日中國的所謂經濟成就，當初全靠「低端人口」支撐。

改革開放前，中國大陸被毛澤東玩弄得一塌糊塗，直至毛澤東死去才有運行，並由鄧小平一派奪權成功，推行所謂「改革開放」。

當時，全球生產線已形成，跨國企業四處尋找低成本生產地方，鄧小平聰明之處，就是食正這條經濟全球化的水，利用大陸多到滿瀉甚至缺堤的低技術兼賤價勞動力，提供代工服務，為全球企業進行低成本生產。

八十年代出現「盲流」，就是大量從農村走出城市找工作的「低端人口」，他們很多是文盲，待在城市的火車站等工廠聘請。

六四之後，鄧小平南巡，再肯定「低端人口經濟」，後來的發展，很多人都知道了，香港工業北移，跨國品牌紛紛把生產線搬來，中國大陸成為世界工廠，經濟起飛，後來更躍上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改革開放三十年，就是農業萎縮，工業佔了GDP的六成以上，慢慢借這個勢頭，讓服務業也慢慢建立起來。

所以，說到中國大陸今天的經濟成就，「低端人口」作出了最大貢獻，他們在毫無保障的惡劣環境下，忍受中毒、斷肢、傷殘、過勞、死亡、剝削、低工資長工時、軍訓式管理、血汗工廠等帶來的惡果，為中國GDP貢獻良多，也令全球產品越賣越平，包括你和我，都在享受這種低價產品。

好了，今天強國富起來，有錢就任性了。鄧小平初衷是「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再由這些富人帶領國家走向小康。

現在很多人富起來，甚至變成暴富，卻發明「低端人口」這個不帶人性關懷的詞語，借階級鬥爭般的手段清剿。

在經濟發展和強國形象為至高無上的社會，既生為「低端」，就是阻住地球轉，消滅也應該，套用某些港人也會說的涼薄話——「鬼叫佢後生唔好好讀書搞到臨老要執紙皮咁低端咩」，自然能理解國家點解要咁做，也應為此感動得流淚啊。

不要忘記，習近平在十九大就說過，要全面滅貧，要把貧窮人口超大幅減少，他現在不是說到做到嗎？

只要讓低端人口流放，讓他們自生自滅，過得三五七年，貧窮人口真的「消滅」了啊。

所以，我不明白愛國愛到鞋底的林鄭政府，還在談甚麼扶貧？

今天蘋果日報頭條更大談什麼貨櫃屋，說要將之納入規管。

傻啦，林鄭政府應緊跟習大路線，將這些住貨櫃屋以及一眾執紙皮阿婆阿伯等「低端人口」全部送到南沙香港園（梁振英曾提出的構思），又或設立大灣低端區，讓他們瞓街和自生自滅，香港貧窮人口咪好快由一百三十萬減到得一萬三千囉。

不過，香港人也很憂心的，因為所謂「低端」，好難定義，例如可以將坐過監的也列入「低端」，順便將啲抗爭份子流放埋，咁你都咪話唔驚。

香港人擅於見風駛舵，自然要諗點走位，例如同樣做乞兒，根據國家的發展勢頭，收林鄭五百元CASH的，已經屬「低端乞兒」，只有可以收微信錢包或支付寶的乞兒，才屬雷鼎鳴口中的「高端乞兒」，要趕就一定趕低端乞兒先。

同樣，無論你個人多低端，例如低端過愛字頭示威者，只要你有一夥愛國心，聽見國歌，加倍流淚，就必屬高端。

只是國歌歌詞也應順應潮流改一改——「起來，不願做低端的人們」、「中華民族到了最低端的時候」。

有些知識份子，對國家這份「邁向高端」的決心，並不理解，紛紛說聯想到納粹。我覺得這樣說，太不公道，納粹確是把猶太人列為老鼠般的低端種族，最後加以屠殺，但猶太怎說也是第二個民族，但中共式「納粹」，從來不會也不敢針對第二個民族，而只會殘害自己的民族，這在歷史上有大量例證可援。

我更認為，共產黨還算很公平——無論你是高端的肥平，還是低端的屁民，不管你之前對國家有何貢獻，一樣是翻臉不認人。這一點，中國共產黨是值得稱許的。

低端人。   攪攪吓。 我都驚自己低低哋

北京市以安全為由大肆驅趕低端人口（圖）、清理出租屋，逾十萬外來打工者流離失所，但當局死撐所作所為，甚至辯稱沒有強行驅趕；網上昨日傳出一段視頻，北京市豐台區委書記汪先永在清理出租屋的內部講話上，殺氣騰騰下令部下「回去馬上動手」。

曾任市委書記劉淇秘書

這段長約6分鐘視頻，據指是豐台區近日傳達北京市有關清理出租屋安全隱患指示；會上汪永先一臉兇相：「不能等，回去馬上行動！」「就是要來硬的！要出快招、出實招、出狠招、出硬招！」「該搬的搬，該拆的拆。黨委、公安、紀委和組織部門跟着，到一線。不執行的就地免職！」
汪對底層民眾視若草芥、蠻橫囂張令網民嘆為觀止，資料顯示，50歲的汪是安徽人，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畢業，曾任北京前市長、市委書記劉淇的秘書。他還聲稱做好拆、關、停清理整頓工作，「區委是基層的強大後盾，市委是區委的強大後盾，黨中央是市委的強大後盾」。
官方一把口難掩真相。連日來遭清理的數十萬低端人口在零度以下嚴寒中搬家、公安等官方人員挨家挨戶逼走甚至踢門、砸民眾財物的圖像、視頻和文字，紛紛出現在網上；有海外輿論指，真不敢相信這是發生在一個泱泱大國首都的事情！江澤民、胡錦濤時代也不會有如此畜生行為！
明鏡網

本帖最後由 folee2008 於 2017-11-28 17:46:10 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