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公屋落成又遠遠落後長策目標，政府卻堅持繼續向地產商、中港財團賣地，一個正常單位的租售市場，早已沒有基層市民能負擔的盤源。不少未及輛候公屋的市民唯有選擇不適切的住屋。於是，在市區的唐樓劏房應運而生，繼而出現工廈劏房。

不過，這些劏房的價錢也愈來愈高，基層住戶由市鎮中心被迫向鄉郊農村，近年來新界的散村出現很多寮屋、豬棚改建的劏房，同樣有價有市。更甚的是，有人索性如同數十年前的難民潮一樣，在山邊自行起屋，聽起來荒謬，但基層市民都只求一安身立命之地。

近年政府大力打擊所謂「不合法」的居住空間，令到不少住在各類型劏房的居民人心惶惶；而在新界的寮屋劏房、自建屋更可能被政府和地主夾擊：政府可以通過重收土地、寮屋規例，取締這些不合法的居住空間；而地主、二房東也可能因為複雜的「判上判」受到壓力，於是將住在土地上的居民下迫遷令。

法庭去年12月出傳票迫遷

荃灣芙蓉山就發生這樣的情況，去年12月20日，一班芙蓉山村居民接到法庭執達主任的遷出通知書，要求他們在7日內遷出。在當區社工隊協助斡旋下，他們才得以「捱過年」，但依然繼續面臨無家可歸。

居民L女士（化名）在朋友介紹下，2年前搬入芙蓉山村一間石屋，石屋內用瓷磚分間開數戶，每間大約200呎。L女士坦言，這裡的居住環境很不理想，但因為只是鄉里介紹，不用交租：「我現在又粗身大細，總比無地方住好。」去年的兩次颱風，令到家園多處漏水，鄰居們就合資買一些鐵皮修補屋頂。

這片土地並非官地，不過業主不知所蹤，後來被創興銀行收回成為銀主盤，一般做法下銀行會將土地拍賣，但就先要將土地交吉。於是銀行就入稟法庭，要求居民20戶合共40幾人遷出。銀行答應未與受影響居民成功協調前，清遷行動將無限期押後。

政府未有政策安置寮屋劏房戶

雖然銀行願意暫停行動，但居民未來的生活依然未有著落。在現行寮屋補償政策下，只有1982年登記的人住屋，而居民又生活了一定年期，才合資格參與入息審查上公屋。而近年的鄉村拆遷裡，我們見到也不是所有村民都可以參與其中，例如橫洲百多戶村民，直到今日依然只有不足十戶能夠上公屋。而私人土地上的迫遷，政府多數視之為土地糾紛，也甚少聽聞有住戶可以獲體恤安置上公屋。

在大帽山腳，有很多分散村落都有不同類型的寮屋劏房，出入不便，環境衛生也不理想，有些分租的寮屋劏房只有50呎大，要十戶共用一個廁所、沒有自己的廚房等。這些單位環境惡劣，但租金卻跟一個正規的公屋單位相若。居民長年在這種不適切住屋生活，不但心情、精神面臨巨大壓力，而且也容易生病、跌倒。他們要外出也不容易，為節省燃料只能靠柴火煮食。

這種居住環境，在高度城市化的香港可謂難以置信。可是，房屋需要因為政府高度市場化的政策，公屋單位落成量遠追不上長遠房屋策略的數字。2016年公屋與私樓落成量相若，同為約14000單位；正當政府「全力覓地建屋」，但另一邊卻繼續向地產商賣地起豪宅。當政府將「熟地」賣走，轉移就向有人居住的社區或綠化地帶、郊野公園埋手，聲稱土地不足，要散村村民犧牲。

政府邊收地起公屋邊賣地起豪宅

粉嶺高爾夫球場將於2020年約滿，有團體估計這片不需要平整的熟地可建大約9條水泉澳邨規模的公屋。可是有消息稱政府現時正想辦法幫高球場續期、運輸發房屋局局長陳帆早前指，不同政策局有不同的意見，也拒絕公開之間的討論。律政司司長的僭建被視為無心之失，基層為世所迫地住入寮屋劏房就被地政、地主喊打喊殺；城中富豪繼續有地打波，基層百姓就連屋都無得住，一場波已足以夠公屋居民交兩個月租；而郊野公園作為基層市民共享的綠化空間，卻就因為政府戶產政策向地產商傾斜，被政府拿來起樓，這突顯了香港的土地資源實在分配不均。

芙蓉山村的事件是只是折射了香港房屋問題的一角冰山，近年眾多不適切住屋面臨政府或地主拆遷，富者田連仟佰、貧無立錐之地已成為新常態。政府不解決房屋問題，同時大力取締劏房，以治標方式對基層的居住空間開刀，階級愈低就愈住愈細愈住愈遠。2017年尾的洪水橋寮屋劏房奪命火警向政府響起警號，可惜多年的訴求只換來陳帆局長的一句「頂住」，令人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