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從大埔公路驅車到荃灣，阿傑一雙眼皮恍若懸着鉛石，車廂的黑暗使人容易入睡，汽車呼嘯而過的聲音叫人勉強清醒。但阿傑聽不到大部分聲音，單靠左耳助聽器，他只聽到路上偶爾喧囂的跑車聲。

未足一歲時，媽媽跟阿傑說話，他沒反應，後被發現嚴重弱聽，孩提時已經要佩戴助聽器。他聽不到記者的說話聲，他聽到飛機低飛轟隆巨響；他聽到人在他耳邊大叫，他聽不到人們低頭呢喃。他的一雙耳朵聽力各為80分貝，只能聽到80分貝以上，譬如火車高速經過的聲音，而平日人們說話聲僅介乎60分貝。但他仍有僅餘的聽力與說話能力，靠讀唇和咬字不太清楚的輕聲短語可與健聽人談天，靠手語可與聾人說地。「中間中間」，他這樣形容弱聽的自己：「我令兩邊人互相明白。」

阿傑31歲，很早結婚，大兒子6歲，小兒子3歲。他抹了九年車，2008年開始，先在車行打工，兩三年後自立門戶，由姐姐為他接單，他靠WhatsApp與車主溝通，絕少見面。從晚上11點抹到早上8點，每日如是，六、日休息。星期四的日程是走遍荃灣、沙田和大埔，約六至七個停車場，從高級停車場開始，做大公司的外判工作，抹集團老闆的車；然後是城門河畔的私人屋苑；最後才是大埔的公共屋邨。

我記得車的疤痕

阿傑遠看是名副其實的虎背熊腰。他常穿深色衣服，肚前一個腰包，手提紅色水桶，在停車場踮高腳找車。他伸手摸摸車頭蓋，判別灰塵的量：「昨天沒有出車，好乾淨。」「昨天下過雨，車邊多泥，很髒。」說罷在水撥下剔出一塊落葉。他去取水，水聲很大，他笑說他聽到。先是沾濕毛巾，孩子般甩手用海綿把水潑向車頂，用玻璃毛巾擦去雨天留下的水漬，再來回打圈擦拭車身。洗車軨時要彎下腰噴幾下藍威寶，手指掐着海綿清洗凹位。然後他挪動右腳踩上後車胎，左腳騰空，左手按住車身，右手拿住一支包住濕毛巾的幼棍，像揮舞旗幟般掃兩掃車頂。他指住一塊污漬吃吃笑，「有雀屎。」再用力地擦乾淨，最後推高右側水撥，示意清潔完成。

抹車時阿傑習慣脫下助聽器—夏天脫下，因怕汗浸壞；冬天脫下，因怕聽到聲音。「聽到腳步聲、推開門的咿咿聲，好怕。」他花了16,000元買較好的耳機，畢業後沒政府資助，他為省錢只戴一隻。戴上後他聽見細微的腳步聲，看遍停車場卻找不着人影，他指住耳朵說：「是不是有鬼跟住我？開門、關門……嘭。然後就聽不到了。」慢慢才知道是自己的腳步聲。他形容，像視力不好的人只看到黑影，但不知眼前是什麼，要用手摸。夜裏聽到聲不是好事，他寧願完全聽不見。

夜闌人靜，他也找點樂子，要和記者鬥快找客人的車。阿傑一日起碼要抹近百部車，一疊A4紙上滿是車牌號碼，他認得車的顏色和形狀，很快找對了車。「我記得車的疤痕。」他甚至記得一輛灰色車背面的一道凹痕。有時他喜歡從車的裝飾推敲車主是何許人：「掛滿公仔的是女車主，有時放着公事包或者模型的是男車主。」一個人在玩些無聊的遊戲。

全港有72萬多個車位，泊車位還是遠遠不夠，很多人擁有車，自然需要很多人來抹車；不過駕車的人白天出沒，抹車的人夜裏出沒。雖說阿傑獨自在停車場，該說是很多人獨自在停車場，但他們沒有交集，只是暫時並存。凌晨四點，梳辮子的主婦推着嬰兒車走過大埔某停車場的斜坡，車裏是水桶毛巾，途經時輕輕睨了阿傑一眼；上年紀的抹車婆婆們通常互相認識，有一種為生病的對方頂更的情誼，看見阿傑也會寒暄幾句。像穿紫衫的娥姐，她問阿傑隨行的記者是不是督促他工作的老闆？67歲的娥姐住在屋邨停車場樓上，逢凌晨三點半，她梳起銀白的髮推着車仔，捲起衣袖來抹車。她是單親媽媽，做過廚房，仔大了她轉行抹車。「抹車辛苦，但有樣嘢好，自由。抹十幾架車，慢慢抹，幫補生果金。」抹完恰好就天亮了。很多人獨自在停車場

停車場設計迂迴曲折，上上落落像個迷宮。太多幽暗的角落，人可以躲在這裏不見天日，沒人發現。女保安夜裏閒着，常主動撩阿傑說話，但他嫌煩，「女保安好八卦，問我抹幾多部車？屋企個仔幾歲？點識老婆？」抹車不能得罪保安，況且他們可幫忙派卡片給車主。「我想靜靜做事，好怕保安搵我。」

有時阿傑會看到吸完毒的男人暈倒街上，他拉起陌生人往停車場的樓梯依傍，有些女孩子醉倒大哭完一場睡在停車場，他不敢幫手便找女保安：「她飲大了，如果被人搞，我一扶怕她亂認是我！」他也看見男人睡在車上，等到天光才離開小小的車廂。「不想回家啊。跟家人吵架，就瞓車。」透過車窗阿傑看到男人瑟縮在後座，彷彿看到自己。「我都會，家裏有兩個小朋友，好煩，睡不了倒不如瞓車。」

繞到山上看風景

一個金毛男人趨前，阿傑停下抹車只看到他嘴唇開開合合，表情兇悍，猜到來者不善。他戴上助聽器就知道對方破口大罵：「你再來，我找人劈你、打你！」聞說抹車界有四大公司爭生意，競爭激烈，抹車工一有機會就把卡片攝入汽車的倒後鏡。年中有同行為搶生意恐嚇聾人，他的朋友曾因同行爭地盤被打，住了三個月醫院，也有聾人被童黨欺凌，無法報警，唯有負傷向附近便利店求助。

曾有女聾人抹車時被非禮搶劫，而同時停車場的保安可能睡了可能正巡邏。支援聾人的慈善機構「龍耳」創辦人兼手語翻譯員邵日贊（阿贊）說，報案中心有992短訊求助服務，聾人可事先登記，但宣傳工作不足，換電訊公司亦要更新資料，很多聾人不知就裏寧願不報警。夜裏的世界到底是要靠自己，阿傑保護自己的方法是什麼都說不知道，別人叫他走就走，不反駁也不堅持。「我有車就駛遠點，到沒有黑社會的停車場去。」於是他駛到火炭山上某屋苑，「山上路遠，他們就不來了。」

黑社會不來，也沒有其他人會來。屋苑停車場坐落山上，風大，有股尿臊味，阿傑把車停在樹底，遇上喪家野狗，他揮揮棍子把狗趕走。「之前燈很少，好驚。」現在停車場加裝光管，他的心較安定。他說有時在停車場感覺很孤單。但沒幾句又說：「男人嘛，不會寂寞，女人才會。」屋苑有一條橋接駁山上山下，阿傑要乘電梯往山腳停車場去，他提着水桶等。山下是城市的燈，人都睡了，沒有幾盞方格亮着。「我不喜歡說話，也沒有人跟我說話，（他們）知道我弱聽就不想說下去。抹車朋友都是聾人，爸媽很少跟我說話。」

阿贊說，有時溝通只需眉頭眼額就能意會，但那境界需要時間累積，人最緊要有耐性。阿傑和阿贊熟絡，捉摸到對方語速和用字，不太需用手語。面對記者，有時他還需靠阿贊反覆確認，細心補上語意。「有些聾人怕自己聲音不好聽被人笑。」所以寧願沉默，阿贊說。停車場容許他整晚沉默。阿傑說：「男人一個人也沒問題。我可以一個人抹車，一個人打邊爐，一個人去旅行，也沒問題。」一個人靜下來可以看到很多，晚上阿傑冒風雨去抹車，抹完離開停車場就看見彩虹，那是他在胸前輕輕畫出的弧度。

阿傑在停車場也認識了抹車工聾人阿南。阿南早前因與母親爭執，報警及送院後缺乏手語翻譯員的協助，無法表達自己，結果被誤送青山醫院四天。阿傑身為朋友，如何伴他肩並肩走聾人的路

阿傑是第一個找到阿南的人，天天放工去探他，叫他乖點，乖就可以走。整整四天，沖涼間花灑壞掉，阿南沒法洗澡，床很熱，他睡在地板才冰涼一點。阿傑問他在青山吃得好嗎？阿南說不，他想吃麥當勞，阿傑便偷偷帶外賣給他。每逢記者來訪問，阿傑都會睡眼惺忪地陪他。人人手語做法不同，有時手語翻譯員不明白阿南的意思，便由阿傑代為解釋。抹車、賣廢物　擔心爸爸去老人院

入院令阿南丟了工作，出院後阿傑請他做散工。這晚阿南來抹車，頭髮亂得像小飛俠，見人就遞手打招呼。阿傑略胖而阿南瘦，並肩走着相映成趣。阿南取過廢紙寫：「我冇工作，我幫到抹他，我賣廢物，我擔心爸爸去老人（院）。」然後反覆看記者表情是否明白。阿南失去聽力，但沒有失去想和人溝通的心，訪問後他對阿傑舉起拇指上下搖動，那是謝謝的手語。「阿南好小朋友，不懂保護自己。家住天水圍，沒甚朋友……有時叫他抹乾淨點，他不會反駁。他是聾，不是精神病。」

「我是聾人身份，我要幫聾人」

2013年，全港有155,200人聽覺受損，佔所有殘疾人士人口2.2%。「社會對聾人太多誤會，以為聾人是傷殘之中最幸運，有手有腳好小事，搵工較易。」阿傑常這樣說。他曾經做過搬貨、司機，但人工都不及抹車好。他說有些文職公司因聾人未能接電話而婉拒或者降低聾人人工，變相減少工種選擇。2012年龍耳調查發現，聽障人士失業率達25%，為當年整體失業率（3.2%）的八倍。根據一年後政府統計處報告，39.2%聽覺有困難人士及72.6%言語有困難人士為非技術人員，包括清潔工作。

龍耳就業支援主任盤浩雯接觸過不同公司的人事部，「『未接觸過聾人，倉務工作會否太危險？聽不到剷車在背後怎麼辦？』他們常會退後一步考慮。」加上社會對聾人文化如手語未夠認識，健聽人一旦不願溝通，聾人自然不快樂。她說聾人現多數從事人手較缺的職業如飲食、清潔等，文職則較少。「他們的滿足感來自於同事願意溝通，公司給予晉升機會等。」

15萬名聾人的聽說能力各有不同，據阿傑的說法，他是弱聽，阿南是聾人。聾人聽不到而慣以手語溝通，「弱聽」雖聽覺受損，但戴上助聽器可聽部分聲音，因在主流學校長大較少接觸手語，主要用口語對談。阿傑曾在何文田官立中學讀書，中途轉入當時為聾人而設的真鐸學校。在何官弱聽班讀書的日子，中文英文他統統不愛，但他跟健聽朋友玩得融洽，獨愛體育課：「不用說話，跟同學踢波開心好多！」他慶幸那時訓練了說話能力，後來在聾校和聾人同學以手語交談，也學會了手語。

不是聾人也不是健聽，有些弱聽者因教育及種種原因學不好手語或口語，找不到一個身份。阿傑沒思考這件事，自己收入不錯、有屋住，自覺口語稍好，一直不太理會聾人遭遇。但現在的他逢有空就篤篤手機向記者展示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怒斥「2008年香港就簽了，聾人福利有改善過嗎？」近日他伴阿南到屯門區議會申訴，希望政府增加公營機構的手語翻譯服務，又打算建議優先外判殘疾人公司為部門抹車，還有住屋和教育問題……龍耳阿贊邀請他到立法會發聲，他猶豫，但終究沒拒絕，是阿南令他站出來：「聾人想法好簡單、直接，但社會好複雜，也不明白聾人。我是聾人，我要幫手。」

阿傑總會伴阿南做訪問。訪問約在清晨，阿南用手語說肚子餓了，阿傑說，那待會我帶你去吃早餐。（鄭子峰攝）

抹了一整夜的車，天亮了，阿傑也就回家去，弱聽者不過是普通人，他的內心在想什麼？

阿傑的朋友跟他說：「你就好，難聽說話你都聽不到。聽到的人沒得選擇。」小學時候，有人笑他聽不到，有人笑他的樣貌，他只是裝作聽不到。「社會好黑暗，人很複雜。」阿傑還年輕，好像已看透人間冷暖，看透了自己的耳朵生而不能聽是命運。家人除了他和弟弟都是健聽，小時候他不明白為何其他人聽到，他聽不到？阿贊說，像他這樣出生在1980年代的小孩，有可能因媽媽初懷孕時感染德國痲疹，引致胎兒失聰，但當時衞生教育宣傳不足。阿傑焦躁地問：「（政府）知又不說？」阿贊說：「後來政府叫女士打針。」阿傑呢喃，那為什麼不幫我？

早上七時半，背着書包的孩童急忙走過，他完成工作後在車廂內小睡，等八點正回家接大兒子上學。回到白天世界，他重新戴上助聽器，卻癱倒在駕駛座說：「我在家裏不說話。」美國作家安德魯．所羅門訪問過不同聾人家庭，在《背離親緣》一書中，他說嬰兒是某段關係的一部分，孩子若像父母，就成最寶貴的仰慕者；若不像，就可能是最激烈的詆譭者。美國很多健聽父母替手抱的聽障嬰兒做決定，植入人工電子耳蝸，但效用存疑。作者嘗試代入父母角色，「我若是生出聽障孩子，可能也有類似反應，我的第一個念頭可能就是竭盡所能矯正異常。」既有健聽、又有弱聽的家

阿傑與家人關係不好也不壞。爸爸在大陸做生意，媽媽愛賭，小時有段日子家裏差點破產，一日兩餐都吃隔夜餸，他覺得窮苦是媽媽造成。懂事後他想考車牌，爸媽擔心聾人駕車危險，不太鼓勵，他不吭聲關上房門把自己和家人隔絕起來。到再大一點想做生意，爸媽也不看好，怕他被騙。後來生意漸上軌道，甚至在內地奪得賽車比賽冠軍，家人也沒太大反應。

家人沒學手語，他們以口語溝通。「媽跟我說，生我時她不快樂，她接受不到我聾。她想我跟正常人一樣。」媽媽在他讀幼稚園時，日復日伴他去語言中心學說話，學了三、四年，又帶他到朋友家玩，想他跟同齡孩子多說話。1980年代，一個健聽女子生下了兩個弱聽小孩，到底要怎照顧？她承受怎樣的壓力？「可能女人生了孩子卻聽不到，不快樂就打牌……可能吧。」媽媽現在常想跟他多說話，但他只想避開。

溝通失誤好像蔓延到阿傑和健聽兒子之間。他載兒子上學，把豆漿塞到他手中，兒子說不要，阿傑已經擰轉頭駕駛，聽不到。後來兒子趁爸爸沒留意，把豆漿滑到車座底，然後一直看着窗外，不吭一聲，車門一開就跑向學校。「他不喜歡說話，」阿傑發現了地上的豆漿。「我自小也不愛說話，以為全因耳朵聽不見。後來生了兒子發現，啊，怎麼都一個樣。」

讓我們跟阿傑抹一晚車，聽他的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