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3月21日，一名印尼勞工（化名Ｅ）在民眾協助下，報警遭到仲介黃小姐惡劣對待，其後被轉往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安置。3月28日，台北市勞動局召開協調會，該名仲介不滿協會成員錄影，對其拳腳相向，並事後在個人臉書上炫耀。

老實說，在「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工作人員被打事件」剛發生後不久的現在談論仲介問題，很難不想到這位在臉書堅稱自己在這個聘僱關係裏是「僱主」、在「外勞仲介從業人員交流團」臉書社群裏自表有26年仲介資歷的黃小姐。

黃小姐是有仲介背景的「僱主」，那為什麼在這個爭議的發生及處理過程中，她的仲介形象會重於她的僱主形象？除了她跟本案移工 E 說她是「僱主兼仲介」外、除了她每個月從移工的薪資裏扣1800台幣（約港幣450元）的（仲介）服務費外，說起來，連這樣的問題，都與現存的制度有關。

台灣的大部分移工，特別是家務移工，從來台前獲得工作機會而簽下一堆不給細看、無法拒絕的文件開始，一直到抵達僱主處，都無法確知遇到的人叫什麼名字。例如，契約上的僱主，是被告知的「太太」還是「先生」？被照顧者，是不是就是契約上「被照顧者欄位」上寫的名字？移工或許可以知道仲介公司裏的翻譯叫做 “Cindy”、那位不會說移工母語的服務人員是 “Ms. Huang”，但是卻難以知曉這些人的中文名字。除了名字之外，住址跟契約上是一樣的嗎？除非他們待得夠久，否則很多時候，確認名稱與人的關聯、確認中文與英文的對應等等，都得花一番功夫。

而在黃小姐的這一個聘僱關係裏，更有其個案的特殊性──在勞動部的「外勞動態查詢系統」裏，這名黃小姐其實是「被看護人」，而「僱主」欄位裏的名字是「黃郭XX」，看起來或許是黃小姐的長輩。更重要的是，這個聘僱關係裏，沒有仲介。那麼，本案勞工 E 每個月被扣的1800元，是誰拿了呢？黃小姐在協調紀錄「僱主主張」中第一點所稱，「因勞方工作無法勝任導致被看護人病情惡化後往生」，如果黃小姐自己是被看護人，往生的又是誰？以上這些情況，涉及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34條及第54條等相關規定，或甚至涉及刑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部分；連主管機關都不察且無作為，如何期待一名轉換到黃小姐家沒幾個月、沒有勞動契約、無法閱讀中文的家務移工可以理清呢？

除了個別聘僱關係中的訊息，移工無法得知確實外；如最近修訂的就業服務法52條（3年不用出國1日）與勞基法砍7天假等相關法令修訂，以及仲介的違法紀錄、營業停業訊息等等，政府也從來都不對移工提供母語服務，使他們難以取得跟自己權利事項相關的訊息，更加強了藍領移工聘僱制度對藍領移工的歧視和權力的弱化。

透過台灣政府設計複雜的跨國藍領移工聘僱機制而取得立足空間的（國內外）仲介，除了在結構上是聘僱關係成立與否的關鍵角色外，不論對僱主或對移工，透過資訊的掌握，更坐實了強大的控管權力。「知識就是力量」，在台灣移工制度裏，被仲介負面落實地非常透徹。而這，就是移工很好被控制的結構性面向之一。

在「本會工作人員被打事件」發生後，網絡上眾多正反留言裏，有句話其實問得很深刻：「你請移工的時候，會在意仲介對移工好壞嗎？」

在跨國求生的勞動者多如過江之鯽時，「掌握聘僱名額為大」的「資方主場」情形下，營利為目標的仲介業者，就算賺的錢都是來自勞工，也多以討好資方、爭取「聘僱名額」為重點。產業移工的市場生態中，不乏花錢打點僱主關係的仲介業者，下從領班、科長，上至人事、經理，聽說一個（移工）人頭花10000元台幣打點已是基本價。在面對勞工的替代性相對較高的產業資方而言，「會在意仲介對移工好壞嗎？」；就算移工「期滿後必須回國1日」的規定已取消，原本就被仲介打點好的企業主，會在意出國一趟就是被仲介剝一次皮的移工權利？「會在意仲介對移工好壞嗎？」

另一方面，面對政府長照資源不足、無力照顧家人，而選擇聘僱移工的僱主們；這些營利為目的的仲介業者，「提供一個任勞任怨、乖巧受控的家務移工」，便是掌握「聘僱名額」的主要手段。正如我們在選購商品時，會在意商品的實用、美觀、價格，很少會在意製造商品的勞工和運送商品的快遞人員的勞動條件；我們在搭乘大眾運輸時，會在意票價、舒適、時間和安全性，很少會在意司機的勞動條件；我們在為家人選擇教育機構、養護機構時，會問機構的服務項目、會看機構的硬體設備，也很少會問機構的勞動者──教師、社工或看護人員的勞動條件一樣。我們長期被訓練為「消費者」，很少會意識到自己其實也是「勞動者」，進而在消費的同時關心並考量勞動者的權益。

因此，「仲介費超收了嗎？」、「清楚告訴移工工作內容了嗎？」、「告訴移工相關義務的同時，也告知移工權利了嗎？」等等問題，在家庭類僱主同時得面對工作及家庭照顧壓力時，恐怕也無能「在意仲介對移工的好壞」了吧？

當掌握「聘僱名額」是仲介從移工身上賺取高額仲介費及服務費的必要前提時，仲介業者會站在付錢給他的移工方面說話？或者會站在僱主方面說話？不言而喻。在台灣仍充滿對第三世界國家的貧窮歧視，以及對藍領移工的階級歧視下，再加上政府缺乏處理這種向資方傾斜的藍領移工聘僱制度，長期在這樣的權力關係裏培養出來的仲介業者，何以能尊重移工？

我們遇過寧願自己麻煩也要為移工爭取基本權益的僱主。有個人僱主將「掌握名額」的優勢轉成為移工要求降低仲介費的籌碼；也有較有餘裕的企業僱主，選擇走程序瑣碎的「直接聘僱」，為移工省下一大筆仲介費。

當然，有少數仲介人員，會在媒合前為勞僱雙方說明義務與權利，也有仲介在移工遭遇不當對待時，為其爭取合法權益。然而，也有仲介業者向我們表示，就算有新進仲介業者有心改變仲介圈對待移工的惡習，但在仲介公司必須獲得仲介公會「認可」的「緊密關係」下，常常不得不「委屈求全」。

這位我們堅持對她司法究責、踹人打人不手軟的黃小姐，或許有她個人道德品行上的問題。這樣的個人行為，應該也非仲介、僱主中的多數。但是，為什麼要公示此案例於眾，主要想揭露的不僅是黃小姐的個人問題，更想揭露的是，養成「將『動則威脅打罵的行徑』引以為傲」的仲介業氛圍，以及仲介得以透過其寡佔市場的結構特性，要求其他仲介封殺申訴勞工等等作為，得已附著的暴力結構問題。

因為仲介業以營利為目的，所以除了眾所皆知的高額仲介費、不服務也收費的服務費，以及巧立名目的各種收費所造成的、較顯而易見的剝削問題外，加上政府不提供充分資訊，也造成移工更弱勢的處境。

最重要的是，輸入及輸出國政府，前者為解決國內資方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以及長照服務提供不足的壓力；後者為解決國內失業率的壓力。雙邊政府以國際間「政治經濟不平等」和「工作機會的供需不平等」為基礎，建立廉價勞動力輸出入政策，造成了利益導向的仲介業者必定偏頗資方的結構性問題。

這些看不見的暴力及縱容它存在的結構，已大量充斥並威脅着藍領移工的工作權及安心生活的權利。所以有僱主會在移工職災受傷後，持續住工廠宿舍、就醫復健時，舉報他逃跑後再要警方到宿舍抓他，並在檢察官面前表示：「勞工可以告我（業務過失傷害），為什麼我不能舉報他逃跑」；也會有仲介在看見被僱主╱仲介軟硬兼施地奴用14年後，認為這位移工出面申訴是因為賺飽了想回家；更不乏像黃小姐這樣的仲介業者，認為自己所有的作為都是「替天行道」。

看得見的暴力，事小；背後，看不見的暴力及結構性暴力，事大！

（吳靜如，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成員）

註：藉此重申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多年來的訴求：給予勞工安全且能夠自我保護的制度。一、廢除私人仲介制度，避免非法剝削與隱藏其中的暴力橫行。二、修改藍領移工不能自由轉換僱主的規定，讓移工在感知勞動場所危險或是僱傭關係不和睦時，有權主動終止僱傭關係，並尋找新的僱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