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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安置篇
離院之後，一個人的戰鬥
（為了保護未成年人的身份，文中未成年受訪者都採用化名。） 許多年前一個靜謐的午後，新竹善牧少女之家的電話突然響了。話筒那頭傳來一名女子的哭聲，哭哭停停，始終說不完話。 接起電話的社工陳怡芳努力保持鎮靜，她拼湊細碎的資訊：一名22歲的女子不堪被同居男友毆打，現在帶著她3歲的小孩住進婦女庇護所。直到掛上電話前，陳怡芳才認出她的聲音，那是5年前離開家園的少女——小貓。 「政府要我們好好的照顧她們，我們也照顧了，但是，後來呢？她們離開之後成為成人，甚至成為母親，她們這一路走來，到底遇到了什麼困難？」陳怡芳儘管不願多做聯想，但她從小貓身上看見一種童年創傷的輪迴。 小貓沒見過親生父親，從小母親換過不少同居男友，幾乎每一任都強暴過她，甚至某任繼父還找朋友一起輪暴她，逼她吸食安非他命。她無法忍受這種生活，15歲離家，為了生存，她在酒店陪酒、應召、援交。而她的母親對這一切知情，卻無法離開一個又一個的糟糕男人。 小貓最後被送進安置機構，這是政府為受創兒少織起的最後一道防護網，當家庭已破碎的失去功能，社工便會將孩子移出，交給其他人照顧。 父與母的罪行不只性侵，還包含其他形式的虐待，它就像一筆龐大的債務，儘管童年的創傷已事發多年，仍舊深深地壓在孩子身上。我們所訪問的每位安置機構社工，都竭盡心力地照顧著孩子，卻又不約而同地透露著擔心：我們把孩子照顧好好的，但他們離開以後怎麼辦？ 嚇人的自謀生路 根據衛福部統計，每年約有2,600名兒少離開安置體系，其中三分之一是15歲以下的少年，他們被迫提早進入社會，獨自生活，卻只有不到5%的少年受到政府援助。  105年度，離開家外安置的兒少2607人，但接受自立方案僅137人。資料來源／衛福部社家署，設計／黃禹禛。 註：自立方案從103年度開始實施。本帖最後由 folee2008 於 2017-11-02 15:05:38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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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國不小心踏入通往貧窮的快車道。我們在台東的監獄初次見他，臉上還未脫稚氣，說話時得賣力地瞇著眼睛，才能削減近視對他的影響。
16歲離開育幼院後，他身旁只剩重病做資源回收的阿嬤。老人家無力照顧，他開始輪流住在朋友的租屋處，做過加油站兼職，也在夜市當過助手，工作總一陣一陣的，沒工作也沒錢的時候，他靠偷竊維生，但他覺得自己沒什麼價值，不配拿什麼奢侈品，只敢偷一些食物、零錢跟沒人騎的腳踏車。 他離院後頻繁進出少年監獄，直到最後一次，他順手拿了別人的皮夾，不到兩小時就被警察找上，他原封不動地交還皮夾，但這次他已經滿18歲，被重判4年送進成人監獄。「我也想過一般人的生活，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沒辦法？」他隔著會客室玻璃對我說。 無法喘息的離院生活 不是所有的離院少年都這樣，會一路墜往監獄，不可否認地，他們是一群堅強的人，多數的少年都能熬過無家可歸跟牢獄之災，鼓足勇氣地投入陌生的工作世界。 但初入職場仍把他們嚇壞了。有些人害怕打電話、害怕投履歷，害怕被拒絕，害怕自己無法勝任工作。就算獲得工作，有些人仍止不住擔心，他們害怕被雇主責備、害怕站上收銀櫃台、害怕面對難搞客人。 低薪的工作讓他們經常徘徊在貧窮邊緣，很少有人能看到長遠計畫的好處。當薪水只能勉強打平生活開銷，他們最容易捨棄的就是教育這筆投資，但儘管學歷貶值，職場的回收並不划算，學歷卻又是進入就業市場的門票。 16歲的之翰只有國中畢業，他已經失業兩個月，戶頭裡只剩提不出的18元。失業這段日子，他每天的行程大致如此：睡到中午才醒，因為可以省去兩餐， 醒來後他沿著輻射狀的路線投履歷，「我什麼都願意做，只要門口貼有徵人，我就走進去投履歷，⋯⋯通常聽到他們說『我再拿給店長』，我就知道不會上了啦。」  16歲的少年積極投履歷找工作。(攝影/林佑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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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ze=0.88889]台灣給離院少年的服務，卻是相當斷裂的。他們在安置機構由機構社工照顧，離院後換成後追社工輔導，如果要自立生活，再轉由自立社工協助。整理／簡永達，設計／黃禹禛。政府的流程看似完整，實際上仍漏接了不少亟需協助的少年。根據社家署統計，去年共2,600多位兒少離開家外安置體系，但全台申請自立方案只有180名少年，今年申請補助的更少到只剩80多名。 面對兩者數據的落差，彭淑華認為問題可能出在後追系統功能薄弱。她經常參加離院追蹤的會議，聽到一群挫折的社工抱怨找不到孩子，「他們的困難在於，他們跟這群少年沒關係，尤其針對離園的少年，他（少年）會覺得我幹嘛定期跟你報告。」 還有一種狀況，因為少年的工作不穩定，經常換縣市工作，社工最後跟丟了。目前每年由各縣市社會局撥一筆錢，委託給民間單位的社工追蹤，只有少數縣市由社會局自己做，實務上變成如果孩子戶籍地在台北，後來跑到高雄去工作，台北市社會局就會委託給高雄的社工，如果再跑到南投就要再委託給南投的社工。就這樣轉來轉去，最後就跟丟了。 但英國的作法不一樣，離開前半年就有一名社工開始跟孩子接觸，跟他們討論未來的計畫，即使離院後，這個孩子到外地去工作，同樣由這位社工陪伴，「他們的概念是，離園之後我就是等同於這個孩子的父母親，父母親怎麼會因為孩子跑到外地工作，就跟他中斷聯繫了。」彭淑華解釋。 現行的「外包式」社會福利政策，讓政府也將責任外包了，只剩接下追蹤工作的社工獨自承擔挫折。現行的《兒少法》僅規定，針對離院兒少應追蹤輔導至少一年，但中央政府沒有編列相關預算，也沒有制定具體的服務流程，導致各縣市落實情況不一。 據衛福部統計，累計到去年，約有5千多名離院兒少需要後續追蹤，但各縣市編列的社工人力卻有極大差別，例如資源豐厚的台北市，60多名社工的後追案量是280人，反觀高雄市後追人數高達620人，卻只委由8名社工追蹤輔導，同時這群後追社工還必須負擔家庭輔導等其他業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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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ze=0.88889]離院後追的經費需由縣市政府編列，造成各地方政府落實情況不一，以高雄市為例，105年度需後追個案620人，卻只有8名社工負責。資料來源／衛福部社家署，設計／黃禹禛。新北市擁有全台最多需要追蹤輔導的離院兒少，長期以來由兒福聯盟接下這項任務，儘管契約僅寫明「每個月一次面訪、兩次電訪」，但社工黃巧妮想要做得更多，卻因為跟離院少年沒有信任基礎，加上「我們能給的資源只有錢，如果他不缺錢，或是他不想跟我們接觸，那我們真的很難有著力點。」 她遇過一名17歲少女，結束安置後就離開家，她後來選擇跟30多歲的男友同居，即使黃巧妮有些擔心，但「她就是不需要錢，我們追蹤一段時間之後，也只能消極性的結案了。」 他們倔強且深諳街頭生存法則，外表看似堅強，但看似穩定的表徵下，隱藏著不穩定的風險。 丁子芸永遠記得她服務的第一個離院少女。她走進一棟生鏽鐵門的老舊公寓，陳舊凋敝的黑暗走廊胡亂扯著各類電纜配線，四處彌散著灰撲撲的發霉味，她鼓起勇氣敲門，女孩從半掩的門口露出頭，她從縫隙看見一名半裸的男人躺在床上。後來，那名少女用連珠炮的髒話轟走了丁子芸。 兩次、三次、五次，丁子芸反覆去敲門，讓女孩相信社工是真的關心她。女孩後來能聽進社工的話，她跟男友搬到明亮乾淨的公寓，看似一切都步上正軌了，但丁子芸仍放不下心，因為少女的工作不穩，經濟上長期依賴男友。某天半夜，丁子芸接到少女的求助電話，她被男友趕出家裡，一個人帶著所有的行李在街頭遊盪，丁子芸陪著她坐在路邊，哭了一夜。 「我們做少年工作的，要做到『我們一直都在』，今天不會因為你掛我電話，我就掛你電話，我們青少年社工要用穩定跟專業去陪伴他們。」丁子芸經常陪伴少年走完從離院到穩定就業的最後一哩路，她發現少年是最不懂得求助的一群人，需要長期建立信任關係的社工鼓勵他們，推他們一把。 台灣提供給離院少年的服務，卻是相當斷裂的。他們在安置機構由機構社工照顧，離院後換成後追社工輔導，如果要自立生活，再轉由自立社工協助，要是少年遇到就業的問題，再轉由職訓單位介入。 由於切割式的服務及缺乏長期穩定的陪伴，很難看見少年生活的艱難，於是我們只能說服自己，他們都過得很好。 陳怡芳同樣相信陪伴的力量。她聊起當年小貓的那通電話，其實很多內容已經記不清了，但她深刻地記得小貓說：「沒什麼事，我只是想打電話來問問看，你還在不在（家園）？」 那句「你還在嗎？」讓陳怡芳再也放不下對離院少女的責任。在她15年的安置社工經驗裡，陸續碰過離開的女孩突然按門鈴，問有沒有東西吃？或是突然遭遇車禍的少女，焦急地打電話說付不出醫藥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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