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不同時期的手段不同，但一個思路貫穿始終：「需要你時呼之即來，不需要你時揮之即去。」尚長風在《陳雲與20世紀50-60年代的壓縮城鎮人口工作》中提到，當時陳雲看到由於「大躍進」運動，城鎮人口快速增長但農業勞動力減少，農業生產受到很大影響，城裡卻「工業攤子鋪得太大，用人太多，人浮於事。」 1959年6月1日，某文件提出，首先減那些來自農村的臨時工、合同工，使他們回鄉參加農業生產，以便壓縮現有的購買力。1961年5月31日，陳雲動員城市人口下鄉發表的講話變成「壓縮城鎮人口」總動員令，到1963年6月，全國職工減少1887萬人，城鎮人口減少2600萬人。

我的直覺是，今日任何國家的政府再愚蠢，也不會用「低端人口」字眼進行治理。這次查遍所有疏解「非首都功能」相關文件，都未看到官方有「低端人口」提法。後來查到和《人民日報》海外版《北上廣常住人口增速放緩引熱議：超大城市，咋調控人口》一文有關，這篇由該報記者彭訓文2016年8月1日發表的文章，採訪了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顧寶昌，後者針對近年北上廣地方政府通過政策驅動低端業態提出：「通過政策將外來人口特別是其中所謂的低端人口『清理』出去，導致了這些地方常住人口出現增長放緩。但對超大城市來說，這不一定有好處，也不可持續。」

文章立場是對出現的以驅人完成疏業的方法提出質疑，但在以《北上廣常住人口增速放緩，專家：靠政策清理低端人口》為題發表在人民網上後，當即成為輿論導火索，成為「低端人口」提法的最初來源。雖然部分官媒進行了更正評論，但至今人民網原文依然存在，後相繼被其它官媒和各類媒體轉載和利用，演變成「低端人口論」。

三

和西紅門一個南苑機場之隔的大紅門，舊時除了是南苑主城門，也有1907年建成的大紅門火車站，而附近1897年投入使用的馬家堡火車站，在北京奧運會時成為新北京南站。每次從浙江進京，我看到窗外遠處那些巨大的市場建築，都好奇這是什麼街區。直到帶過的學生告訴我溫州人都在那附近住，我才把它和項飆筆下的「浙江村」聯繫起來。

1980年代，來自溫州樂清和永嘉、裁縫出身為主的商人，逐漸在大紅門形成了主要從事服裝產業、人數達10餘萬的「浙江村」，幼兒園、菜市場、診所、理髮店、修理鋪等相繼出現，變成小社會。現為牛津大學教授的項飈，1990年溫州中學畢業後進入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就讀。他成了「浙江村」人眼裡的文化人，最終以「浙江村」為主題寫了論文，後來以《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為題出版，記錄了大紅門溫州人從1984年開始的打拚故事，以及「浙江村」這些外來人口和政府、國企以及周邊村鎮的互動。

「浙江村」的故事，在書中第八章以「1995年波折和回潮」結尾，這是因為大紅門浙江村當年面臨了和今日西紅門基本一樣的驅逐事件。項飈的書中詳細記錄了這場驅逐行動。1995年4月北京市提出要管理流動人口：「北京的重點在丰台，丰台的重點在大紅門」。7月1日，丰台區組織500人進駐「浙江村」進行為時一周的調查 。此時雙方仍在協商互動。

項飈提到，9月底北京某大報記者寫的內參變成驅逐行動的導火索，記者稱「浙江村」治安情況「駭人聽聞」，屬於「失控」狀態，領導批示：「失控狀態決不能再任其發展！」之後大整治開始，目標要把「浙江村」的外來人口與本地人口的比例降到一比一，當時本地人僅有1.4萬餘人。11月5日，大紅門地區經濟活動幾乎全部停止。11日，路上設警察崗哨對來往車輛逐一檢查。21日，進入「強行拆除」階段，工作隊人員劃片負責敦促未搬走的房客必須儘快搬走。24日，開始大面積拆除工業大院。26日，近郊縣區也接到要求，一概不得接收浙江人。28日，「浙江村」內違章房屋被盡數拆除，當天宣布「初戰告捷」。12月，「浙江村」人去村空。

項飈記載了溫州人有三種去向：回老家、遷至其它城市的「浙江村」、去燕郊。謝文惠等人在《城市經濟學》中提到有3000多人遷入河北三河，每日乘公交車到北京務工經商。孫忠煥《浙江村事件》則提到溫州人被迫遷至「河北省的廊坊、涿州、三河市，北京的懷柔等地」。

當年這場人道主義危機中，浙江人自助，項飈也幫助組建民間組織「愛心小組」，在當時最大的市場和工業大院協調遷徙事務。浙江地方政府也積極維護浙江人基本權益。原擔任新華社浙江分社記者的胡宏偉在《中國模範生》一書《北京「浙江村」大清理》章節寫到，時任浙江省副省長劉錫榮對兩位時任新華社記者慎海雄和張奇志說：「在外陷入困境的浙江群眾眼巴巴等着我們幫一把。省委、省政府對此事十分關切，稍後我也會帶省政府協調組去一趟北京。非常希望新華社能通過內參渠道，向中央如實反映，推動問題妥善解決。」

孫忠煥的文章刊登在2010年第11、12期《杭州政協》。1995年時他擔任浙江工商局局長，親歷了這場事件。孫的文章還提到，當年浙江省委書記李澤民等領導多次與時任北京市委書記尉建行等人交涉，最終尉答覆：「要妥善處理好『浙江村』整治事件和在京經商辦企業的浙江人」。時任北京副市長孟學農帶着15個部門領導赴浙江舉辦說明會。溫州人最終回到了大紅門，並紮根於此。到本世紀初，在浙江村的企業有3萬多家，年交易額300億元人民幣，大紅門成為「長江以北最大的服裝批發市場」。那位我在浙江帶過的溫州學生，其家族於1995年6月從大紅門海慧寺一家理髮店開始創業，變成今日京城規模巨大的著名美容美髮集團，2012年9月某副總理召開服務業座談會後，考察了城內一家門店。

四

孫忠煥在擔任浙江省工商局局長後，還擔任過杭州市市長。現任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在2007年時接任孫，繼續實施杭州2004年開始的「背街小巷工程」，最終成為杭州的民心項目。北京今年開始的整治行動，多少看到杭州當年的意圖：「安全整潔有序」。據官媒報導，火災發生後，北京地方政府領導要求「地毯式摸排，不放過任何安全隱患。」《北京日報》11月24日刊發署名「京平」的社論《守住城市安全紅線才有一切》，用「觸目驚心」、「不留任何死角」、「全面清零」等字眼表示對違反安全的行為零容忍。但遺憾的是，對那些被迫遷徙的人能否給予最基本的人道安置過渡，到現在沒有任何信息交代，除了愛心志願者和工友組織外，也沒有任何官方如孫忠煥文中提到的周邊地方那樣，敢表示「北京不要你們，我們歡迎你們」的態度了。

2019年，南苑機場將被拆除，飛機將移到新機場，而為南苑以及首都貢獻了勞動力的所謂「低端人口」，在城鎮和鄉村在土地、戶口、基礎設施、社會保障制度上的二元隔離造成的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前，他們的命運將去何方？暫時無解。

作者註：本文提到的歷史事實和數據，主要參考了相關官方文件、新華社報導以及文中提到的各篇文章，不一一標註引用信息，在此一併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