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難以改變但最需要正視的統治政權世界銀行於 1998-2003 年間在印尼推展了一個全國型的社會發展計畫,他們宣稱這是世界銀行的計畫中首次將社會理論放在規畫參考之中。在世界銀行所提倡的社會發展概念下,社區被認為是一個平等、永續、民主的小社會,專家所做的並不是要改變這些價值或為社區帶來新的東西,發展計畫的介入(intervention)只是要確保這些好的價值被找回、保存和發揚。他們將完美社區視為是一個需要被重新找回的過去,因此他們介入的目的只是要協助社區回到過去的美好狀態。
然而,若他們發現社區中的這些價值其實早已經完整無缺的存在於部落中,他們則會說,社區可能沒有能力應對外在的變化而好好保存這些價值,所以這些專家雖然沒有意圖要去指導或控制社區的發展,依舊確保了「專家」這個身分和位置在社區發展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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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這些強調參與及賦權的社區發展計畫其實仍然有許多問題,首先,這些計畫的規畫者忽視統治政權的特性,他們仍假設政府是為人民福祉設想的,並且將政府視為他們重要的計畫夥伴。然而,許多的壓迫現象其實就是源自於貪腐的政府結構。
第 2,他們忽略了自身位置所隱含的權力關係,賦權(empowering)的概念往往隱含著有權力的一方可以判斷及糾正沒有權力的另外一方。在世界銀行的社會發展計畫中,即便規畫者聲稱要向村民學習,但是計畫團隊仍將自己視為那個「知道什麼才是對村民最好」的人,他們說要為被壓迫的群眾爭取平等,卻不去揭示自己也參與其中的不平等權力關係。
第 3,這些計畫仍然將造成不平等的結構問題排除在計畫之外,並認為只要窮人受到正確的協助和指引,便可以憑藉他們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來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他們企圖改變的對象從來都只有村民,而不是政府官員或是企業投資者,他們將資本企業視為是改善貧窮問題的方法,而不是造成資源被掠奪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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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工作者必須辨識權力位階、指認需求在 Tania M. Li 的這本書中,針對印尼各種不同時期的發展計畫做了許多的分析和批判,也不難去想像書中所描述的政府單位或發展機構如何試圖站在專家的位置,更進一步深化了國家內部的不平等結構。但其中更重要的,我認為是對於社運工作者和助人工作者的提醒。許多工作者也常認為他們知道什麼是對基層民眾最好的生活方式,社運工作者可能會認為,部落不該進入市場經濟或與政府交好或是接受任何發展計畫的好處,以強調自己部落的主體性,部落應該要反資本家、反政府。
在印尼國家公園土地爭議的案例中,生活無虞的原住民運動者譴責將土地出售或生活方式不再維持傳統農耕方式的原住民,認為他們沒有資格被歸類為原住民族。然而這樣的運動者,所抱持的態度其實與政府官員、國際發展機構或 NGOs 並沒有什麼不同,他們仍舊認為自己是那個可以決定和判斷什麼才是對對方「好」的專家。窮人、受壓迫者仍舊在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中受到不同形式的、「以愛之名」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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