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假日，總見不少外傭聚集在公園、天橋或路邊空地。近年，有區議員及傳媒直指外傭霸佔地方，令到居民「無路行」，把情況描述為外傭與本地人之間的矛盾。事實上，香港的外傭數字由2005年的22萬上升至2017年的35萬，但公共空間供應並無大增，大概這才是香港周日的公共空間愈來愈擠逼的原因之一。
有外傭團體指，外傭缺乏搞活動和休憩的空間，因為政府只當他們是純粹來工作，沒正視外傭也有基本生活的需求。當政府預料30年後外傭需求達到60多萬人，我們的城市規劃應作出怎樣的配合？
攝影師：外傭活用空間富創意

外傭最初都在傳統的公共空間例如公園園聚會，但隨着外傭人數上升，傳統休憩空間供不應求，他們漸漸開發出一些我們想像不到的空間作休憩用途——行人天橋、天橋底、行人路邊、花槽、地鐵站窗台邊……攝影師Robert Godden曾花一年時間拍攝外傭在港的生活，他發現：「外傭使用公共空間的方法很有創意。隧道和休憩處就成為了拜神、讀可蘭經、唱聖詩的場所；維多利亞公園成為『食物街』。他們又會在金鐘的天橋上人做手工藝品給親戚。他們的興趣多不勝數：學結他、武術、化妝、跳舞……無論他們在追尋興趣、進行宗教活動、提供服務，或只是跟朋友聚會，他們都能具創意及有效地善用可得到的空間和資源。」

當所謂正規公共空間供不應求，外傭自行開拓「非正規」的公共空間，例如花槽。（資料圖片／鍾偉德攝）

不過，這些空間有時並不舒適：「他們時常都被逼在不理想的空間渡過空餘時間，飽受天氣及嘈音影響，欠缺私隱和舒適，只能坐在紙皮上。他們有些會到沙灘或行山，但大部分人都只能坐在街邊，在巴士站或繁忙的道路旁，日復日，年復年。」

拓展公共空間秘書長葉紫盈認為，香港人以前對公共空間的意職較現在弱，但外傭卻示範了可以活用閒置空間，例如在商廈底、天橋底聚集，展現出空間可以在不同時間有不同功能的多樣性，也啟發了我們如何探索公共空間。


休憩空間缺乏長遠規劃　外傭活用／霸佔公共空間引地區矛盾


Lintang 及 Susanna都是印傭。她們曾經每逢周日在維園辦流動圖書館。（Robert Godden提供）

有媒體以「街霸」、「攻陷」形容

香港的公共空間匱乏，外傭在室外地方聚集，同時引發一些地區矛盾或爭議。美孚、中環都曾有區議員指有居民投訴外傭聚集阻塞行人道，有媒體更以「街霸」、「攻陷」、「霸佔」等字眼形容外傭使用公共空間的情況。中西區更有建制派議員建議開放停車場予姐姐們聚會。

外傭大規模聚集，也引起一些衛生和嘈音的關注。不過，國際家務工聯會亞洲區域幹事葉沛渝就指，不少前線康文署及外判清潔員工對外傭有歧視甚至濫權之嫌：「試過有姐姐將垃圾以黑色袋收在大型綠色垃圾車後，被清潔工要求付600元處理垃圾，姐姐不知就裏，就付了錢。又試過辦完活動後，康文署職員要求外傭將大型綠色垃圾車推至當區的垃圾房，但本地人辨活動則沒有這樣的要求。這樣擺明是恰外傭！」

有時外傭也在維園外的行人道聚集。（資料圖片／鍾偉德攝）
團體：應改善公共空間規劃及質素

外傭雖然分佈全港，但他們在假日時都可能會集中前往某些地區聚集，例如中環和維多利亞公園一帶。思匯政策研究所的公共空間高級研究員黎文燕指，政府在規劃休憩空間時，未必有將外傭周日的行為習慣考慮在內，建議未來規劃時，可納入這些因素。葉沛渝也認為，要減少矛盾，政府應根治問題源頭，提供多點公共空間及社區活動空間：「外傭缺乏搞活動和休憩的空間，因為政府只當他們是純粹來工作，沒正視外傭也有基本生活的需求。圖書館只有中英語，沒有其他語言，但外傭也有學習和進修的需要。社區中心長期都爆滿。要用便要抽籤，有些團體派出多個人排隊，增加中籤機會，外傭團體幾乎是完全無可能用。」

過往政府曾推政策鼓勵學校在周日借場予外傭舉辦活動，不過葉沛渝曾嘗試向學校申請借用場地，但遭學校拒絕。她指，一般學校星期日沒有員工上班，如政府想改善問題，便應增加這方面的資助。

外傭在僱主家中難有儲存空間，不少人直接在街上執拾郵包寄家鄉。（資料圖片）
葉紫盈就認為，要改善公共空間供應不能只有數字上的指標，還要看公共空間的質素：「若休憩空間設在可達度低的地方；或面積太細，例如灣仔的口袋公園；或缺乏設施，休憩空間便形同虛設。」現時，一些私人發展項目也有提供公眾休憩空間，但開放時間、准許的活動都由管理公司決定，有些更會將休憩空間設在隱閉處，公眾難以發現，也不是理想的公共空間。黎文燕亦指，有屋苑管理處會禁止外傭使用花園或泳池，變相公共空間雖然在文件上存在，但非實質可用。她建議政府在休憩空間的規劃標準加入人性化的指標、放寬公共空間准許用途，並可多考慮同一地段混合用途，例如馬路在周日可設為行人專區，增加公共空間。

現時，香港的外傭均需要跟僱主同住，缺乏私人及聚會空間，又負擔不起整天在商場消費，只能在街上聚會。當政府料30年後外傭需求達到60多萬人，如果公共空間規劃不作改善，問題定當惡化。

菲傭的第二個家　共享自由空間

在新界某樹林邊，有幾間簡陋的房屋。星期一至六，這裏一片平靜。每逢周日，在蜿蜒的小路便可聽到那邊傳來音樂聲和卡啦OK聲。在這裏，這班來自菲律賓的女子不需要再擔心天橋上或公園有沒有空地。無論天陰天晴，下雨嚴寒，屋內色彩繽紛依然；工作再辛苦，假日仍有這個聚會、唱歌跳舞、玩遊戲的空間。這是幾群菲傭避世的小天地，有時亦是一些合約被終止的外傭的暫居之所。這裏名叫Beautiful Ladies Club。

香港電台電視節目《獅子山下》2017《孤島》一集，「Beautiful Ladies Club」多次被提及，也是其中一個拍攝場景。劇中的「Beautiful Ladies Club」是一群菲傭假日聚會的世外桃源，也是有煩惱就可以傾訴心事，並得到幫忙的互助之處。劇本真人真事改編，而「Beautiful Ladies Club」也真實存在。

客廳每面牆要不貼有立體牆花、掛上畫作，便是掛上大紅色的聖誕襪了，屋內的七彩顏色跟港人鍾愛的淨色裝修完全相反。（高仲明攝）

每逢周日的家鄉味道

Beautiful Ladies Club每個周日，都聚集十數、有時上廿個的「Beautiful Ladies」，他們大概三年前開始，每個周日便在這裏。 這群Ladies，大多是20多或30來歲的菲傭，來了香港幾個月至二十多年不等。這裏有兩間房，其中一間有三張雙人碌架床，另一間房有一張碌架床，屋間內的牆壁全部塗上了淺藍色的油漆。客廳每面牆要不貼有立體牆花、掛上畫作，便是掛上大紅色的聖誕襪了，屋內的七彩顏色跟港人鍾愛的淨色裝修完全相反。

第一次探訪他們，是平安夜的下午，他們準備了一些家鄉菜，交換聖誕禮物，全部人都穿着紅色上衣，有些一起躺在床上，有些坐在床角聊天。菲律賓是天主教國家，聖誕節和新年是一年中最重要的節日。來了香港8年的Vel說，同鄉聚在一起過節，是一種安慰：「節日是應該和家人過的。但我們離他們很遠，這是工作需要的犧牲。但在這裏，我們得到安慰。雖然我們想念家人，但可以在這裏玩得高興，讓時間慢慢過去，直至我們可以再見家人。」

除夕夜，我們再次探訪。這次他們吃火鍋，跟我們一樣，也吃肥牛，芝士丸，餃子，點豉油，沙爹醬，或者點近年也在香港流行起來的的老干媽辣椒醬。在菲律賓，他們沒試過火鍋，
在僱主的家學過後，有時也會跟着做。「因為大家都累了，不想煮飯。」Witni解釋。（高仲明攝）
共享的自由空間

Beautiful Ladies Club一角擺放了十數個行李箱及紅白藍膠袋。它們有些是個人物品，有些是待寄家鄉的禮物或用品。因為土地問題，港人居住環境擠逼，也要租「迷你倉」儲物。外傭在僱主家有時連自己一張床也沒有，更莫說儲物空間，於是不少外傭也會合租地方放置物品。

Vel在香港工作的首四年，都是在公園過周末：「不太舒服，因為不能躺下來，也沒事可以做，只能看書，很悶。」後來，經同一棟大廈的菲傭朋友介紹，便認識這間地方，初次上來，便覺得很親切：「我感覺像在家一樣。這裏就像我們在菲律賓的鄉村，我們可以在這唱歌，聚會，煮飯。」這些活動看似簡單，但香港的外傭大部分都要跟僱主同住，其實也喪失了這些活動的自由。簡單如煮一味菲律賓菜，也難以實現。

她們平日工時長，假期都喜歡躺下來休息。（高仲明攝）
一台卡啦OK機：減壓必備

吃過飯，他們便開始唱卡啦OK。那台播放機是在菲律賓帶回去的，因為香港的播放機沒有菲律賓語。其他的部件，都在深水埗買來。他們有時會唱菲律賓歌，較多時候會唱英語流行曲，也懂一些中文歌，例如鄧麗君的《甜蜜蜜》，不過字幕不是中文，而是菲律賓式的英語拼音。Witni唱這歌時，其他女子笑得合不攏嘴，但又在旁紛紛比手裝作伴舞者。有時候，播一些輕快的迪斯可音樂，眾人便在幾十呎的客廳跳起舞上來。對年輕人而言，迪斯可音樂或者只是在舞場結識異性的陪襯品，但對這群菲籍女子，快歌就是一掃工作壓力的不二法門，也不管穿的只是T-shirt或衛衣。

在這裏幾間房屋，要不是有卡啦OK播放機，便是有音響組合。音樂對於她們，或許是一種忘憂的捷徑。她們大部分都很喜歡唱歌，無論自己歌喉好不好。Witni說：「這是我們唯一可以做的事。菲律賓人就是這樣relax。我們在異鄉，沒事可做，我們也喜歡唱歌，唱歌可讓我們開心和美麗。當我唱歌時，我內在變得美麗，感到平安，也保持年輕。」

這群Ladies皆稱一位較她們年長的女士做Auntie，及一位叔叔做Tatang。「她們叫我做Auntie或mommy。因為我像她們的媽媽一樣。他們也會叫Tatang做Tatang（菲律賓語爸爸的意思）。這是菲律賓式的尊重，雖然我們沒血緣關係。」

收留無家可歸菲傭　同鄉如家人

在新界某樹林邊，有一個菲傭假日聚會、休息、唱歌跳舞的世外桃源，讓她們暫享在僱主家中沒有的自由。這裏有時亦是一些合約被終止的外傭的暫居之所。一群異鄉女子，在這相濡以沫。同鄉是他們的家人，也是異鄉最大的精神支柱和生活後盾。這裏名叫Beautiful Ladies Club。

約七年前，Witni在朋友的聚會中認識了同是菲律賓籍的Tatang。一次Witni因為喝了不潔淨的水，食肉菌吃掉條腿上四分之一的肉。Tatang那時候每天照料她，打動了Witni。當時Tatang已64歲，Witni才43歲，Witni想，雖然兩人都不再年輕，但可以互相照顧，像家人一樣，那時Witni便知道，可以跟這個人過下半生。（高仲明攝）

曾收留過百菲傭助過難關

Beautiful Ladies Club有一對主持人，Witni及Tatang。Witni已經在香港工作26年。早在18年前，她的僱主便幫她租房子，讓她在工餘時間有自己的空間，有自己的生活。「她說，你可以像女兒或『real citizen in Hong Kong』一樣生活，而不是海外僱傭。我可以去購物，去唱歌，我們會一起去跳舞，上深圳，過澳門。」Witni一次在卡啦OK場被歌唱老師賞識，隨即開展了三年的歌唱訓練。後來她參加菲律賓歌唱比賽，不是拿冠軍便是亞軍，嬴回來的錢，Witni用來幫人。

約7年前起，Witni跟Tatang便開始同租一屋，為無家可歸的同鄉提供暫寄的居所。一般外傭的合約被終止後，需要在兩星期內找到新僱主，不然就要回國。Witni便在這段時間讓她們避難。這個地方，也同時成為廿多個菲傭在港的第二個家。Witni說：「我的僱主對我很好，讓我有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也想幫ladies在周日有一點私人生活。我想做善事，但我沒有很多資源，這個地方便是可以給的東西。」

8年間，Witni幫助過百個被終止合約的菲傭。有些在限期內找不到新僱主，Witni便借錢給她們回菲律賓。然而，不是所有人都喜歡Witni。曾有菲傭終止合約後受過Witni接濟，資助她回菲律賓，後來她再回港，卻也沒有找回Witni。Witni說：「她跟其他人說我壞話，說I am nothing。知道的時候我傷心的哭了。My mum說，這是因為嫉妒。我有一個好的僱主，好的薪金，好的生活。但我相信神會看到我們所作的事。這沒有阻止我繼續幫人。」

這裏也是互助傾訴煩惱的地方。（高仲明攝）
在香港的家人

這裏的Ladies都叫Witni作Auntie，Witni說那是菲律賓語媽媽的意思，是因為Auntie總是會幫他們解決問題。Nelda說：「有時我們家裏有急事需要匯錢，但我們未必能動身出去，因為我們可能在帶小孩子，不能隨便離開。我們便會叫Aunite或Tatang幫我們匯錢，有時我們未出糧，可能由Aunite先付錢，我們之後才還她。有時有人突然被僱主趕出家，Witni會接她過來暫住。」

對這些女子而言，Beautiful Ladies Club不只是一個聚會的地點，也是互助的群體。有時候，她們也會幫被終止合約的屋友尋找新僱主。對Vel而言，這裏也是慰藉心靈的場所：「每當我們遇上難題，我們便問屋友意見，大家會分享如何解決問題。在這裏，我覺得像和家人一樣。Auntie和Tatang就像是父母。節日是應該和家人過的。但我們離他們很遠，這是工作需要的犧牲。但在這裏，我們得到安慰。雖然我們想念家人，但可以在這裏玩得高興，讓時間慢慢流逝，直至我們可以再見家人。」

他們狂歡，有時是為了告別。（高仲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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