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不同時期的手段不同，但一個思路貫穿始終：「需要你時呼之即來，不需要你時揮之即去。」尚長風在《陳雲與20世紀50-60年代的壓縮城鎮人口工作》中提到，當時陳雲看到由於「大躍進」運動，城鎮人口快速增長但農業勞動力減少，農業生產受到很大影響，城裡卻「工業攤子鋪得太大，用人太多，人浮於事。」 1959年6月1日，某文件提出，首先減那些來自農村的臨時工、合同工，使他們回鄉參加農業生產，以便壓縮現有的購買力。1961年5月31日，陳雲動員城市人口下鄉發表的講話變成「壓縮城鎮人口」總動員令，到1963年6月，全國職工減少1887萬人，城鎮人口減少2600萬人。
我的直覺是，今日任何國家的政府再愚蠢，也不會用「低端人口」字眼進行治理。這次查遍所有疏解「非首都功能」相關文件，都未看到官方有「低端人口」提法。後來查到和《人民日報》海外版《北上廣常住人口增速放緩引熱議：超大城市，咋調控人口》一文有關，這篇由該報記者彭訓文2016年8月1日發表的文章，採訪了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顧寶昌，後者針對近年北上廣地方政府通過政策驅動低端業態提出：「通過政策將外來人口特別是其中所謂的低端人口『清理』出去，導致了這些地方常住人口出現增長放緩。但對超大城市來說，這不一定有好處，也不可持續。」
文章立場是對出現的以驅人完成疏業的方法提出質疑，但在以《北上廣常住人口增速放緩，專家：靠政策清理低端人口》為題發表在人民網上後，當即成為輿論導火索，成為「低端人口」提法的最初來源。雖然部分官媒進行了更正評論，但至今人民網原文依然存在，後相繼被其它官媒和各類媒體轉載和利用，演變成「低端人口論」。
三
和西紅門一個南苑機場之隔的大紅門，舊時除了是南苑主城門，也有1907年建成的大紅門火車站，而附近1897年投入使用的馬家堡火車站，在北京奧運會時成為新北京南站。每次從浙江進京，我看到窗外遠處那些巨大的市場建築，都好奇這是什麼街區。直到帶過的學生告訴我溫州人都在那附近住，我才把它和項飆筆下的「浙江村」聯繫起來。
1980年代，來自溫州樂清和永嘉、裁縫出身為主的商人，逐漸在大紅門形成了主要從事服裝產業、人數達10餘萬的「浙江村」，幼兒園、菜市場、診所、理髮店、修理鋪等相繼出現，變成小社會。現為牛津大學教授的項飈，1990年溫州中學畢業後進入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就讀。他成了「浙江村」人眼裡的文化人，最終以「浙江村」為主題寫了論文，後來以《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為題出版，記錄了大紅門溫州人從1984年開始的打拚故事，以及「浙江村」這些外來人口和政府、國企以及周邊村鎮的互動。
「浙江村」的故事，在書中第八章以「1995年波折和回潮」結尾，這是因為大紅門浙江村當年面臨了和今日西紅門基本一樣的驅逐事件。項飈的書中詳細記錄了這場驅逐行動。1995年4月北京市提出要管理流動人口：「北京的重點在丰台，丰台的重點在大紅門」。7月1日，丰台區組織500人進駐「浙江村」進行為時一周的調查 。此時雙方仍在協商互動。
項飈提到，9月底北京某大報記者寫的內參變成驅逐行動的導火索，記者稱「浙江村」治安情況「駭人聽聞」，屬於「失控」狀態，領導批示：「失控狀態決不能再任其發展！」之後大整治開始，目標要把「浙江村」的外來人口與本地人口的比例降到一比一，當時本地人僅有1.4萬餘人。11月5日，大紅門地區經濟活動幾乎全部停止。11日，路上設警察崗哨對來往車輛逐一檢查。21日，進入「強行拆除」階段，工作隊人員劃片負責敦促未搬走的房客必須儘快搬走。24日，開始大面積拆除工業大院。26日，近郊縣區也接到要求，一概不得接收浙江人。28日，「浙江村」內違章房屋被盡數拆除，當天宣布「初戰告捷」。12月，「浙江村」人去村空。
歡樂香江
幸運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