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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任教育局局長必須撥亂反正的一些事……
 無論誰人當選新一屆特區政府行政長官，四年多以來表現乏善可陳的現屆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相信必定被撤換，捲蓆離場，那麼，香港的學生、家長和教師到底希望新一任的教育局局長首要處理哪些教育事務呢？ 筆者日前曾撰文從大處著墨，主要指出在維護「一國兩制」的憲制基礎上，新任教育局局長必須有理有節的捍衛香港特色的教育體制和運作，勇於迎難面對壓力，以及深諳與內地政治干預勢力周旋，確保香港教育持續健康平穩發展。 本文進一步就教育局的處事原則，分為四個方面略加解說。 (一) 改變推諉塞責態度，重訂教育局積極角色 香港教育的主體是「資助教育服務」模式，由政府調撥公帑，以「授權」或「委約」形式賦予辦學團體的辦學權，進而按《資助則例》和相關條例定期直接撥款給學校管理當局營運學校。 政府大量注資給民間團體辦學的形式是香港教育體制的重要特色，在世界各地十分罕見。 那麼，政府「假手於人」提供教育服務，教育局如何透過其監管和督責制度，以確保每年近八百億的資源投放能夠適當而有效運用呢？ 千禧年教改後教育局的角色產生重大改變，逐漸採取消極策略，在監管和督責層面上迴避應有的承擔責任，面對學校法團校董會管理層竟然放軟手腳，美其名辯稱「放權讓利」和「拆牆鬆綁」，可是這樣包裝的良好意願往往造就了大大小小的學校獨立王國，為所欲為，教育局又趁機借勢「置身事外」，較明顯的事例就是以僱主和僱員的勞資關係處理教師專業權益的問題，以及對成立教學專業議會 (General Teaching Council) 一事的消極態度。 為此，教育局有必要改轅易轍，重拾積極的監管和督責角色。 (二) 糾正「行政主導」思維，重建互信的諮詢機制 諮詢機制從來就是制訂教育政策的重要環節，過去教育當局十分重視對流式的意見匯集，避免由上而下的單向施壓，因為閉門造車的盲目和寡頭決策的武斷往往容易出錯，也很難得到業界同工的認同。 可是，年前曾蔭權祭起「行政主導」施政大旗，教育界的諮詢機制被拆掉得支離破碎。 所謂「行政主導」的處事方式原本以為可以促進程序操作上的「效率」(efficiency)，可是卻由於缺乏有效諮詢，未達致業界共識而影響了教學上的 「效能」(effectiveness)，更嚴重的是破壞了教師與教育當局的信任，實在得不償失。 這些年來，教育局舉辦的所謂「諮詢會」已變相淪為宣讀文件內容的「簡介會」﹑走過場式的「做秀」，以至與親建制個別人士和團體的「摸底」。 較明顯的事例就是未經廣泛諮詢的《資助則例》的修訂，以及以粗暴行政手段改組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 因此，重建有效的諮詢機制理應是教育局當務之急。 (三) 整合教育持分者權益，重視前線教師的意見 當年教育改革納入「現代商企管理」的理念，「持分者」(stakeholder) 一詞引用在法團校董會的組成規章中，政府當局、辦學團體、校長、教職員、學生、家長、校友、校友的僱主，以至一般社會人士都被視為學校「持分者」，參與校政。 如此複雜的組合操作是將傳統學校的專業話語權切割，與業外人士共同分享，教師的聲音往往因而容易變得模糊化，甚或被邊緣化起來。 此外，教育局在眾多的學校「持分者」當中，卻偏好一些龐大的辦學團體、個別校長組織以及親政府立場的家長會，顯得親疏有別而偏聽偏信，雖然其代表性備受業界所質疑。 事實上，教育局對於前線教師的意見毫不尊重，甚至採取對立和敵視態度，在政策制訂的過程中刻意漠視具廣泛代表性的教師工會。 最近從教育局回應社會大眾有關全港系統性評估(TSA) 和學生自殺問題的事件中，可看出其一意孤行的官僚作風，教育局豈能不徹悟反省而矯正歪風？ 陳國權 退休特校校長，教協會應屆理事。無孫可弄，老尚優悠；能飯好玩，積憤未休；有待破看世情，不甘緣盡風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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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劍鋒從磨礪出
梅花香自苦寒來 一勤天下無難事 全民護港憑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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