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討論精神病，我們討論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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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討論精神病，我們討論的是什麼？

很久以前，我有一個女朋友，開心的時候長得像徐懷鈺，憔悴的時候長得像倪淑君。她被診斷為嚴重的躁鬱症患者，那年，她才25歲，因為長年服用重度的藥物，所以皮膚常常發癢、不吃藥就無法睡覺、膚色白皙，筆記本裡充滿各種死的訊息，每次回診，藥物的強度就被增加。

當時，她在一間小酒吧當talkinggirl，時薪八十元，每個月其實賺不了幾千元，但這對她來說，也許就是一種意義，能讓她覺得自己活著還有點用處的價值。

我常會跟花精療癒使用者討論到活著的意義。這很特別，因為服用精神科藥物的人要討論這個議題並不容易，藥物限制了大腦的思考，空白與瘋狂，彷彿只能二擇一。但其實，支撐他們繼續活著的理由，不是藥物。

從犯罪事件人人喊打的兇嫌，到境況堪憐需要被幫助的失能者，精神病患在「正常」社會中長期以來是一種可疑的存在。因著揮之不去的污名，較其他身心障礙族群，患者的聲音在公共場域長期隱沒缺席，醫療專業或社工協助似乎就說明了一切。但真的是這樣子嗎？或許得先一一撕下標籤，再慢慢找出重新貼上的路徑，才有機會穿過重重隔離，理解何謂精神疾病。

「多年來我一直希望『康復者』能出來，但就算本人願意，家屬也怕左鄰右舍得知不光彩而反對，所以幾乎找不到病患公開現身分享自己的經驗。」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康盟）理事長李麗娟表示。

為了強調精神疾病經過治療後能夠回復正常生活，康盟將患者稱為「康復者」，並於2014年與台灣精神醫學會成功推動「更名運動」，將Schizophrenia過往的中譯「精神分裂症」改為「思覺失調症」，希望中性的病理詞彙洗去長久以來所背負的沈重污名。

無論是否因此能減低一些既定的印象或偏見，但對於患者而言，更名與否，疾病標籤仍是不可承受之輕。

「目前領有重大傷病卡的康復者約22萬，身心障礙手冊則接近16萬，這中間的落差顯示許多病患或許因為擔心他人眼光或找工作受刁難，而不願拿手冊。」李麗娟說。前者主要針對醫藥費減免，後者則關乎生活津貼、公共設施使用優惠等社會福利，從數字的落差中，似乎可以見到許多患者的「病人身份」在遇見「社會身份」中隱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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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公開、難以言說、藏起標籤⋯⋯精神疾病因為重重交織的社會／個人因素，病患主體的聲音長期隱而未顯。「相較其他的身心障礙，精神障礙者總是非常低調，深怕被認出，這也使得相關議題上，能夠輕易地被醫生、家屬、社工，甚至人權團體『代言』。」酷兒權益推動聯盟（酷兒盟）理事長胡勝翔說，酷兒盟是台灣唯一由精障性少數族群提供支持性服務的民間團體。

「『搖搖哥』事件時，在人權團體與學者召開的記者會上，各方拼命在替『搖搖哥』代言，說將精神病患強制送醫違反人權等等，我覺得很奇怪也很不舒服，以人權之名為他發聲，卻只有少數人真正想聽他怎麼說。」胡勝翔強調。

「正常」世界中的「他者」
精神病患的無聲狀態與污名化處境像兩條互相交錯纏繞的線，彼此牽動、勾連，而讓精神病患及其家屬較其他身體殘疾者在社會上感覺抬不起頭的原因，除了異常的身心狀態，還牽涉更深層的「道德」危機。

「汙名的本質是一個道德過程 ，過去醫學人類學家凱博文（Arthur Kleiman）的研究便指出，社會性的『道德破產』與思覺失調症畫上等號，因此精神病患被視為是發生危險事故的潛在污染源，更是無法善盡責任和義務的 『幼稚化』族群，難達到『成人』的道德層次。如此合理化管教訓練或區隔處理的正當性，但往往造成患者的自信低落。」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林耀盛表示。

特別在華人文化的處事原則中，道德立場與「面子」的交互作用，構成重要的行事準則，種種積極地表現或避免某種行為，皆源於害怕丟臉的羞愧情緒，並驅動社會中每個個體成為「道德的人」的渴望。而精神疾病除了身心狀態的異常之外，還要背負較其他疾患更大的原罪——這是一個不好、不光彩、沒面子的病，最好隱藏起來，被知道的話，不但丟自己也丟家人的臉。「『丟臉』意謂著『道德破產』，便帶來真正死亡的感覺，比身體的害怕更強烈。」林耀盛強調。

當人們在日常生活不經意透過語言或文字、感覺或姿態，以「瘋子」、「神經病」、「該看精神科了」等奚落語調品評人事物時，其實就是一再強化此一道德貶抑的特質，引發一種「羞愧感」的集體經驗，使得精神病患難以重新「做人」，僵固成某種特定形象的病患角色，也形成對立於所謂「正常」世界中的「他者」。

1980年代一連串的社會事件，包括疑似精神失常男子闖入螢橋國小對學童潑硫酸，以及龍發堂收容患者的環境以及方式引發非議，促成1990年《精神衛生法》的立法，其中並明確訂出強制就醫的規範。此一危害社會秩序的想像就此投下長長的陰影在精神病患身上，直到近年新一波疑似與精神病患者有關的重大社會事件發生，烙印更揮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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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台灣的精神醫療體系其實是多元而複雜的，大多散佈在各地方的私人醫院或中小型機構，比較沒有高度的集中化管理，1980年代發生種種的爭議事件後，使得精神疾病被大眾視為一種需要處理的社會問題。國家慢慢開始以醫療評鑑、醫院管理等手段把原來被認為『反現代』、不符合標準的民間機構收拾掉，繼之而起的是大型療養院的設立與設置大量的急性精神病床。」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助理湯家碩表示，他的碩士論文以龍發堂的發展為切入點，考察台灣精神醫療邁向現代化的歷程。
「現在台灣經過專業訓練的精神科醫師大約1,700人，而其中大部分都是在過去35年內產出的，」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精神科醫師張廷碩說，他的「精專字號」名列1,600多號，是最新一代的專業精神科醫師，通過專業考試後取得執照，上面的字號大致對應出現有的精神醫師總數，「 在1980年代前，精神科跟神經科是在一起的，解嚴前後才分家獨立。」他補充道。
診斷標準不穩定　生物取向成為精神醫學出路
隨著精神疾病進入現代醫療體系的視野，包括患者的認同、大眾對疾病症狀知識來源，於是都被統合在精神醫學診斷系統下，其最主要的依據，來自美國精神醫學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發行的《精神疾病診斷暨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
而看似「專業」、「正確」的國際醫學準則，卻從來不是不可質疑的權威聖經。歷年針對DSM的刪改、增補等修訂，充分顯露出精神疾病的標準一直受到時代變遷與社會環境等多重因素影響，是一連串動態的過程，而沒有一個絕對客觀的標準答案。曾經是一種需要被治療的病症，過幾年後可能就只是人類存在本質的差異與多元，最著名的案例，莫過於1973年美國精神醫學學會決議，將同性戀完全從DSM的診斷列表中去除。
DSM第一版發行於1952年，當時的疾病診斷名稱只有106種，但到了2013年最新的第五版，診斷類別已超過300種，意謂著精神疾病的光譜，納入許多日常生活中原本不被視為病的情緒反應與行為模式。對精神醫學過度擴張診斷定義的疑慮，在DSM第五版剛發行時曾掀起不少爭議。
以憂鬱症為例，本來在第四版的診斷裡，排除因親人過世的哀慟反應（bereavement exclusion），認爲這是人之常情，但第五版卻將此排除條款拿掉，認為即使是因親人過世而哀傷，只要夠嚴重，依然要當作憂鬱症看待，背後是「早期篩檢」的概念。
但哀慟是否存在一種舉世標準，精神醫療專業到底該如何看待，它跟牙痛、背痛一樣是我們不能忍受的東西嗎？凱博文就曾經投書國際頂尖醫學期刊 《刺胳針》（The Lancet），以自己的經驗反思，2011妻子過世一年後，還是極度哀傷，做什麼都提不起勁，但他認為那是一種紀念已故親人的方式，在哀悼中的懷念，自有其文化上的意涵，不是需要治癒的精神疾病。
「精神診斷最大的問題是不穩定，這牽涉到疾病的『實體』是什麼，其實是不確定的。」
「到底憂鬱症是什麼？你的憂鬱症跟我的憂鬱症是一樣的嗎？台灣的跟美國的是一樣的嗎？不管哪一種理解方式，都會牽扯到當下社會的價值，DSM一開始的目的是用統計分析的科學方式取得一致的參照標準，但個人與不同社會之間衡量的差異性太大，使得它對於精神疾病的定義方式還存在一些爭議，所以才會一直改標準。」張廷碩表示。
在疾病實體的本質問題難以衡量之下，將疾病歸因於腦部神經傳導物質失衡、腦部病變、體內化學平衡的改變，並能藉由藥物控制改善的生物取向，成為精神醫學與其他醫學專業平起平坐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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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更大歷史脈絡來看，生物精神醫學的出現，不過就是這二、三十年的事情，開藥變成最主流的治療方式，20世紀早期的精神分析或從社會角度的論述退居邊緣。最終出線取得主導地位，不一定是因為比較有效，而是讓現代的政府與醫療機構能夠定位這些病患。其他方法都需要更長時間、更廣泛的理解，緩不濟急。」張廷碩說。

藥物依賴的宿命與逃離的契機
來到醫療機構現場，精神醫師在密集的看診人次中，猶自顧不暇。「老實說我現在一個診看30個人就已經很累了，有名的主任或大教授一個門診可能有80或100人，造成一種現象，醫生常常只有時間對著電腦開藥。」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身心科主治醫師王聖強說。

「『語言』卻又是我們這行很重要的功夫，花時間好好談、同理病人的療效有時不下於藥物，但當我花40分鐘做治療性會談，就壓縮到後面病人的時間，而繁瑣的申請程序與很低的健保給付額度，使得很少醫生願意多花時間做心理治療。」他補充道。

對於受慢性精神疾病困擾的患者，除非有一定經濟條件安排自費的心理治療，對藥物的依賴幾乎是一種宿命。

瑋瑋（化名）在7年前因為感情與經濟因素，服安眠藥自殺被送醫急救，恢復過後被轉送急性精神病房，開啟他「成為」一個精神病患的人生。

在他身上的診斷從輕度到重度憂鬱症，一直到近幾年的雙極性情感疾患（舊名躁鬱症），他的症狀越來越嚴重，藥量也越來越大，「從最早的三環抗憂鬱劑吃到百憂解、克憂寧，後來都沒效，發作時什麼事都不想做，一個人關在房間哭，後來醫生換開三級管制藥品『利他能』，那原本是治療過動症的藥，吃下去後沒有理由的開心，但藥效過後情緒落差非常大，得吃好幾顆強力鎮定劑才能慢慢緩和。」瑋瑋說。

高職就開始自食其力的瑋瑋沒有家庭奧援，昏天暗地不停加班的職場環境讓身體撐不下去時只得辭職，並再回醫院調整藥量，前陣子找新工作非常焦慮，並因新藥強大的副作用而送急診，「我也想做心理諮商，但一小時一千多的價格實在花不下去，只能想辦法讓自己努力撐著。」瑋瑋說，「醫師除了開藥以外，不會多聊什麼，頂多問這個月還好嗎、情緒狀態怎麼樣？比如躁症多一點、沒辦法睡覺、比較憂鬱，看不同狀況就幫我換藥，換完藥下個月回診還是一樣的問題，這個月怎麼樣，還好嗎？」

藥物像是緊箍咒，維繫患者在理性世界的邊緣不至失序，卻也偶有膽大之徒受不了制約，不遵從醫囑，不顧後果地逃離。

胡勝翔在高中時被輔導室建議去看精神科以來，病史已有12年，長期服用抗精神病藥物的副作用使他幾乎難以忍受，在5年前毅然自行斷藥，「有一陣子吃治療躁鬱的鋰鹽吃很凶，副作用會造成體內鉀離子大量流失，某天睡覺起來發現只剩嘴巴可動⋯⋯時常要掛急診，住家距離醫院不能太遠，那是一種隨時會被副作用折磨的恐懼，所以雖然戒斷過程很痛苦，還是決心斷藥，隔了一陣子告知醫生，嚇了他一大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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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勝翔。（攝影／曾原信）

「以前就把自己想像成病患，醫生說有病就覺得自己有病，診斷什麼就是什麼，不會思考當中發生什麼事情。」直到後來從參與社會運動的過程中找到生活重心，並脫離原生家庭的情緒糾葛，他才開始有意識地翻轉病患的被動角色，甚至嘗試觸碰生命中最難以回顧的創傷，拼湊最早「病發」的記憶。

當時剛上宜蘭高中的他，是老家二結第一個出櫃的同志，父母無法接受外，學校非常慌張，也常被同學調侃，而在地區的第一志願學校裡競爭激烈，學業成績不復以往，越來越差，種種壓力終因一件小事而引爆。

「某天我因為早自習擦窗戶而被導師狂罵，『等下就考試了還搞不清楚狀況！』而我表示只是聽從衛生股長的吩咐，『他叫你去吃屎你要不要去吃屎！』罵到後來我情緒崩潰地90度鞠躬跟老師道歉，隔天輔導室介入處理，導師大喊『是學生的情緒問題，我不應該道歉是學生要跟我道歉』，我哭著再次道歉，覺得很痛苦不想讀了，就此休學。」胡勝翔回憶著細節，像是一直無法畢業的中學生，掉下眼淚。

「回想起來，覺得當年的校園輔導體系太過武斷，把沒法解決的『問題』丟給精神醫療。花了10年的青春生病，現在要花更多力氣追回那些時間。」進入醫療體系後，隨著不斷變動的診斷——從精神分裂症、雙極性情感疾患，一直到近年的邊緣型人格疾患， 他再也沒有回到學校。

精神康復和生命的意義
「一般人生病時什麼都不用做，乖乖吃藥當個病人的角色就是生活的全部，好了之後再回到正常積極的人生，但對於精神病人而言，康復和『生命的意義』是在一起的。」因為身邊有精神狀況的親友不在少數，在實際進行研究之前，作為一個陪伴者，湯家碩與精神疾病患者的世界有比較接近的距離。

包括怎麼跨越心理門檻承認自己是精神病人、走進診間有／無得到期待的效果等掙扎歷程，他都曾一同走過，「也曾感到無法接受，都已經盡了這麼多努力，這個人沒有辦法就是沒有辦法，後來發現要比他先接受這個限制，沒有關係，如果有一天你真的這樣走了，我不會有任何遺憾，我覺得我們都已經盡了最大努力，那就這樣吧！」

「精神藥物的功能，只是提供重建『可欲的』生活的生理基礎，但終究無法回答：什麼是有意義的生活。這其實有點像哲學問題，一般人都不一定答得出來，但一個精神病人比一般人更需要瞭解生活的意義是什麼，否則繼續在那個混沌的世界裡面慢慢消逝無蹤就好，幹嘛康復？」湯家碩強調。

疾病的標籤既是容器，涵納種種來自角落的異常心靈；也是遮蔽，難以看見不同際遇與個性的獨特個體。

對大多數沒有類似經驗的芸芸眾生，要如何理解他人的精神苦難，簡直難上加難，甚至避之唯恐不及。在正常的理性世界之外，可以分類出一個個異常症狀，讓他們成為只是需要「處理」的對象，但若我們不能滿足於此，或許得先一一撕下標籤，再慢慢找出重新貼上的路徑，才有機會穿過機構與藥物的隔離，「理解」這些幽微的生命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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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一個新人——與精神疾病共存的人生 文張子午
攝影曾原信




「如果今天婚禮我可以成為一個『新人』，我想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我想要成為一個對他人痛苦有更多想像力的人⋯⋯我想要成為可以實質上幫助精神病去污名化的人。」

身著純潔白紗，女孩手握麥克風，一字一句清晰地說著，略顯激動地，左手時而揮舞寫滿大綱的紙條。在這個為台上新人祝福的大喜之日，沒有浪漫MV或歡樂的娛興節目，新娘以精神病患的身份，描述多年來自己身上的痛苦與污名後，以此為結語。

背景音樂與杯盤聲中，空氣漸轉凝結。

鏡頭帶到主桌，母親強自鎮定的微笑僵成一直線，父親臉頰肌肉收縮刻出一道道紋路，賓客坐立難安地顧盼，這些各領域事業有成的老闆、醫生、律師、貴婦，半張著嘴或垮下臉，有的摘下金邊眼鏡拭淚，不知所措。

2016年4月初，這段放在YouTube的20分鐘婚禮致詞影片被媒體擷取，作成即時新聞在網路上流傳，在不到一天的時間內旋即消失，只剩標題「怪醫千金訂婚致詞驚爆輝煌過去的秘辛」；而更早之前，當她是台南女中唯一學測滿級分那年，也曾被全國版記者大肆渲染，封為「最漂亮的滿級分寶貝」。

如今盡皆是網海裡的殘跡。

上台北看病 污名化的核心
「我似乎曾經是一個很快樂的人嗎？真的忘記以前是怎麼漂亮、聰明，受到大家矚目的樣子了。」

影片下架6個月後，林奕含談起發病前的日子，陌生得彷彿像未曾造訪的異國。以前資優班同學三分之二就讀醫學系，經歷的一個個不同階段，她則熟悉得像某種素未謀面故鄉：大一聖誕舞會、大三大體老師、大四畢業典禮、大五進醫院實習、大七授袍典禮⋯⋯。

「每天至少有兩三次，不用看臉書，就強迫似地想著他們的人生，辦營隊在舞台上講黃色笑話、系隊打球、討論去當替代役的同班男友⋯⋯就算再簡單的事情，我也很想經歷。那是我應該要去的地方，本來的歸屬，可是因為我的病，沒辦法抵達。」

在稀薄的回憶和無法抵達的未來之間，一個精神疾病患者，在現實的隙縫中充斥的日常是：不眠、惡夢、解離、幻聽、抽搐、自殺、住院、藥物⋯⋯。

「很多年不知道怎麼過的，禮拜一的時候跟自己說明天是禮拜二，一天天挨過去，到禮拜四告訴自己明天就可以看到醫生，我就可以活過來。」

林奕含計算日子的方式以星期五為基點循環，如同儀式一般地回診、拿藥，把所有說不出、無人聽的事情都講出來，除此之外，還有每週二的心理治療。儘管從高二16歲起到如今快26歲，固定到精神科接受診療，醫生卻一直沒有給她明確的病名。

「醫生知道我很喜歡把東西往自己身上貼、知道我會很執著於這個標籤，因此多年來都沒有明確說我得了哪一種精神病，只是若有似無地提到重鬱症、Bipolar（躁鬱症）、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當醫師面對個案努力去除標籤化的處境時，外在社會加諸的話語與眼光，卻是此一疾病躲也躲不開，愈加內化與患者成為一體的標籤：得了這個病，是一個丟臉的事，最好不要讓別人知道。因此高中時，她必須每週兩次從台南花一整天的時間搭高鐵上台北，導致缺課太多，差點畢不了業只剩國中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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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台北』這三個字，就接近所謂精神病污名化的核心。我是台南人，在故鄉生病，為什麼每一個長輩都告訴我，要去一個沒有人認識我的地方治療我的疾病？」

滿級分的她，仍上了醫學系，卻唸了2個禮拜就休學，後來重考上政大中文系，第三年因病情發作再度休學。訪談前一天，剛好到了2年的復學期限，因為吃太多藥物，每天睡眠的時間必須超過10小時，也無法穩定作息，林奕含沒能重回學校，這個時代供過於求的大學校園，離她越來越不可及。

「很多人問我說為什麼要休學1次、2次？為什麼不用工作？沒有人知道我比任何人都不甘心，這個疾病它剝削了我曾經引以為傲的一切，我曾經沒有空隙的與父母之間的關係、原本可能一帆風順的戀愛，隨著生病的時間越來越長，朋友一個一個離去，甚至沒有辦法唸書，而我多麼地想要一張大學文憑。」

常人看不見的心靈黑洞
就像初生的嬰兒，沒有選擇地降生在這世上，她也沒有任何選擇餘地，被精神疾病替換成另一種人生。儘管眼前的女孩，談吐得宜，美麗大方，在咖啡館裡錯身而過時，旁人可能會不經意多看一眼清秀的臉龐，卻看不見內在日日夜夜的暴亂。

從政大休學前，她拿著診斷證明，向系主任解釋為什麼沒辦法參加期末考，他回應道，「精神病的學生我看多了，自殘、自殺，我看妳這樣蠻好、蠻『正常』的，」系主任接著拎起診斷書，說出林奕含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9個字，「妳從哪裡拿到這個的？」

「我很想問他，是用什麼來診斷我？我的坐姿、洋裝、唇膏，或是我的談吐？這個社會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想像和期待是什麼？是不是我今天衣衫襤褸、口齒不清、60天沒有洗澡去找他，才會相信我真的有精神病，又或者他覺得精神病根本不是病呢？雖然當下我很懦弱地只答道，從醫院拿的。」

當這個病症，並非看得見的身體殘缺或生理損傷，而是由家庭、社會環境、大腦分泌等多重因素交織出的心靈黑洞，除親歷相似受苦歷程外，常人難以感受並理解，到底何謂精神疾病，以及要用什麼方式與生病的人溝通。

從一般的生活經驗出發，理所當然的正向話語便成為最常見的表達關心的方式：不要那麼晚睡，可不可以早一點起床、不要喝咖啡、不要喝酒、裙子不要穿那麼短、不要想太多，可不可以聽音樂放鬆、運動爬山散心、跟朋友聊聊天⋯⋯應該怎麼做、不該怎麼做，無止盡的祈使句。

「奇怪的是，沒有人要聽我講內心那個很龐大的騷亂、創傷、痛苦，沒有人知道我害怕睡覺、害怕晚上、害怕早上、害怕陽光、害怕月亮。正向思考在病到一個程度之後都是沒有用的，在之前可能有用，可是旁人無法判斷情況到哪裡，過了一個點之後，反過來像是攻擊，提醒你做不到這些事情。」

前3年生病快要撐不住的時候，林奕含會打電話給僅有聯絡的兩三位高中友人，那些因擔心而想要拼命將她從懸崖邊拉住的關心話語，就像規勸或教導，將她們之間越推越遠，終至斷裂。沒有朋友，只剩下寫文章，理出那些不舒服的源頭。

「聽起來很矯情，但對我來說是真實的。不得不放棄跟人求救，自己找出一個方式，因為會一直抽搐，一手抱著身體，另一手一個鍵一個鍵地打，一面掉淚，從早上起床到寫完一篇大概要花8、9個小時。很希望有人說寫得很好，最好是稱讚與核心無關的修辭，就離我比較遠，就好像『它』代替了我的痛苦。」

folee0001

她寫失眠、輟學、吞藥、跳樓、死亡、精神病房的異質空間，一群為數不多但忠實的年輕讀者，從部落格跟著搬家來到臉書，按讚分享。源自於從小養成的閱讀習慣，罹病失學後仍未間斷，甚至成為唯一的「自學」方式，她並陸續動筆寫下人生中第一部小說。

站在模範病患角色的反面
「生病帶給我很大的羞恥感，可能是從小家教的關係，讓我覺得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身體是一件很羞恥的事情。以前腦袋會有聲音跟自己講話，沉在裡面還好，講到一半跳出來那個瞬間，意識到剛剛是在跟自己的幻聽講話是最痛苦的。」




站在激勵人心的模範病患角色的反面，林奕含在精神疾病的幽谷中獨自行走。（攝影／曾原信）

而弔詭的是，也是這樣的「羞恥」，成為使她活下去的動力之一。當林奕含第三次試圖自殺，爬出陽台，手握著鐵欄杆，正準備放手跳下樓，她發現公寓對面街角巷口的管理員，正朝上望著她裙底的內褲，這種丟臉的感覺瞬間壓過了想死的衝動，將她留在這個世界上。

「在生病的這些年裡，我不相信痛苦是有意義的，最討厭聽到『經過痛苦才變成更好的人』這種說法，沒有人應該受到這樣的痛苦，我身上感受到的，如果說有什麼意義，大概就是在影片被別人看到後，透過臉書訊息傳來的回饋，提到一直以來沒法理解身邊親人、伴侶做出的非理性行為、囈語著不存在的人事物，看了影片覺得終於找到一個方式去理解。」

沒有絲毫以勇氣與信心與疾病搏鬥的精神，站在激勵人心的模範病患角色的反面，林奕含在精神疾病的幽谷中獨自行走，繼續在城市一隅修改稿子。一間獨立出版社找上她，第一本小說就要出版。

「如果可以選擇，我想選擇不要出生。只是因為不想之後還要受到八卦、責難等非議，而沒有選擇自我了斷遲疑，加上已經結婚，算有點責任，沒有選擇，只得活下去。」

NORA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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