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窮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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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窮途

基層青年為安穩投身教育 入行六年積蓄不抵學債

【惟工百業】自從本月11日一位中學教學助理懷疑因工作壓力在東鐵大圍站跳軌自殺，這一行的辛酸逐漸為社會輿論注意，但箇中狀況在教育界內早已是常識。滿屋藏書的Pierre（化名）左手拿著碩士學位，右手拿著教育文憑，到頭來只能在中學裡當一個既不「通識」也不「教學」的「通識教學助理」，連放假也得繼續打會議記錄。低薪，合約期短，工時不穩定，工作內容不可預測，晉升機會渺茫，他直言TA（教學助理）是學校體制內的邊緣人，可以確定的是：「老師唔願做嘅就俾你做，難聽啲講，我地工作本質即係抿屎。」

苦海無邊，即將約滿的Pierre這個月又要寄出一封又一封求職信，找的仍是同類工作。

按招聘廣告見工中伏  教學助理變教務助理

沉淪苦海，原本只是為了一份平凡的盼望。走進Pierre家裡，書卷多得堆疊上天花版，跟他把盞呷茶的記者卻無法在狹小的公屋單位裡伸直雙腿。單親家庭出身的他自小家貧，為求安穩，讀大學期間已打算以任職中學教師為目標。在這年頭，從TA開始做起幾乎是教書之路的必經階段，待遇如何當初並非最重要的考慮。Pierre自嘲：「願景吸引吖嘛，做到CM（文憑教師，Certificate Master）人工有兩萬六，吸引到童男童女排隊好正常。」

就這樣，6年前剛從大學畢業的Pierre開始投身中學教育，月入9,500元，與另一位同事困在與教員室相連的50呎小小空間天天工作。根據統計處2011年人口普查數字，那時候20至24歲持大學學位市民的月薪中位數是10,000元。差幾百塊沒相干，可惜工作內容跟他希望涉足的通識科教學無關。「原本學校登廣告話請通識TA，去到面試，佢話通識個位已經請咗人，『教務助理』你做唔做？」Pierre憶述其時與新學期開學相距不足一個月，中學招聘期快過，不由得心急答應：「嗰時已經8月，我邊有得揀？」

「教學助理」與「教務助理」僅一字之差，已奪去Pierre不少累積經驗以通向教師之路的機會，不但無法入課室教書，連準備通識教材也輪不到他沾手。為追收欠交功課而衍生的一堆文書工作才是主菜，平日他要問TA拿學生交功課的紀錄，再在電腦輸入相關數據，到學生欠交達一定次數須被罰留堂，他又要到場看管。「日日對住Excel，放學就睇o靚仔留堂。」

「我覺得教育唔應該係咁，好似壓逼緊班細路。」為了三餐而嘗試入行不代表Pierre就沒有教育理念，看著學校為了在交功課上跑數，罰留堂的學生卻未見提升學習動機，他感到看留堂班的自己跟獄卒相差無幾，陷入自我厭惡。

自我厭惡事小，被上級厭惡可能更逼切，學校行政規條不完善讓身處前線的助理成為箭靶，Pierre不諱言校內一些教師認為負責教務的助理十分乞人憎，但他理解他們的不耐煩：「學校要求學生每欠一份功課就塞一張通知書俾佢，到佢補做完功課佢就交張通知書俾科任老師簽，簽完再由學生交俾我。」要學生多方奔走簽這個交那個，過程裡難免不時有拖延遺漏，紀錄自然混亂，教師覺得麻煩，一旦在關於「交咗未」或「簽咗未」上面有爭拗，Pierre也有被卸責或遷怒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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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過新舊學制重疊年 求職不遂險陷斷炊

找不到心水職位，累積不了有助事業生涯的經驗，Pierre翌年離職，花84,000元報讀歷史學碩士課程，希望提升學歷再戰江湖。那是一場豪賭，當教務助理的微薄薪水根本不夠他儲錢再進修，結果還得請求親戚借錢接濟方能如願。

問題是中學求職市道不再一樣。2013年Pierre碩士畢業，學歷提升了，找工作卻一敗塗地，比未唸碩士前更慘澹。「2011年，我寄五封求職信就成功，亦都無聽過同屆同學搵TA工搵唔到；2013年，我寄咗三十封信，一個interview都無。」踏入9月，中學招聘期已過，積蓄花光又欠人一堆學債的Pierre走投無路，接近陷入斷炊，幾乎餐餐要靠滾水沖麥皮裹腹。

為甚麼會淪落到這個境地？香港十多年前出生率下跌導致中學收生減少，連帶教師以至校內其他職位被逐步削減，固然已屬是老生常談。不過行外人較少注意到這個大潮流底下曾一度出現短暫的小陽春。2009年政府開始實施三三四新學制，到了2011年，全港中學的第一屆新學制學生唸到中六準備考DSE，同時又有舊學制最後一屆中七學生準備考A-Level。在這一個新舊學制的重疊年，中學生人數反常地止跌回升3.9%，學校也提供更多招聘機會。蘇州過後無艇搭，Pierre在那一年上了船又跳船，到2013年學成下山，全港中學生人數已比他當初求職時大跌7.3萬人，TA市道亦不免艱難。

年份	學生人數	年度升幅
2010	435,276	-4.5%
2011	452,179	+3.9%
2012	403,257	-10.8%
2013	379,257	-6.0%
2014	356,689	-6.0%
2015	336,079	-5.8%

資料來源：教育局

* 不包括英基學校協會屬下的學校及其他私立國際學校。

彈盡糧絕之際，Pierre獲系內教授邀請他出任研究助理，避過一劫。大學研究助理的工資也不高，但至少比中學TA好一點點。今次Pierre學乖了，不敢再為快速提升學歷all in唸全日制課程，寧可多花一倍時間報讀PGDE（學位教師教育文憑）兼讀制課程，一邊賺錢一邊進修，起碼不會舊債未償新債又至。

2016年，抱著兩個學位一張文憑，他再戰中學通識TA的修羅場。

所謂教學機會：一年四堂

這一次他總算在8月最後一個星期五獲聘為通識TA。「搵呢份同2013年嗰陣差唔多，send咗廿幾封信。」不知是否因為有了PGDE傍身，今次Pierre獲七間中學邀請面試，見到第七份終於成功。

受過教學助理變教務助理的教訓，Pierre見工時有了自己的堅持，非有機會入課室教學不可，「讀完PGDE係唔可以只係俾我做行政工作，我唔接受。」通識科主任在面試時向他承諾兩件事：一是工作內容與通識科有關，二是他將會有份教學，一共四堂。

以為查清問楚，到頭來還是不清不楚。上工之後Pierre驚覺貨不對辦，回想當時情境還是無名火起。「嘩，屌你老味吖！」開工時向跟他直接合作的負責老師詢問，Pierre才得知所謂「有份教四堂」指的不是「一個cycle四堂」，而是「一年四堂」。這四堂還要是拆成兩班，兩班分別教兩堂，所以合計四堂。

這種安排不但導致Pierre再一次喪失獲取教學經驗的機會，學生也得不到良好教學效果。跟學生見面機會少，初來甫到三唔識七就打真軍，課堂狀況自然不太妙，「我同啲學生interaction唔會好得去邊，好多monologue。我好難記得晒佢地啲名，甚至無時間同佢地分組。」

短期教學也將Pierre捲入行政混亂，面對頂頭上司查簿，他不好好追收功課跑好條數不行，但時間上卻不容許：「我教兩班，要俾兩份功課，教得每班兩堂。完咗喇，又唔會再入到課堂見學生，點收功課？你俾我教得少，又要我做齊全套。」

在正職得不到教學經驗，Pierre惟有放工兼職教夜校，在長工時和舟車勞頓夾擊之下份外疲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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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地獄： 聽嗰時一舊雲，打嗰時兩舊雲

教學經驗沒有著落，對通識科課程的掌握有沒有提升？「係，通識的確佔我50%工作量。」Pierre承認校方在這方面沒騙他：「……不過就係庇護工場式工作。」

甚麼意思？即是人手釘裝通識科筆記，將不同教師製作的Powerpoint統一格式合併為一個檔案，諸如此類，像搜集資料製作教材的事務也不到Pierre經手，儘管僱傭合的有訂明這項職責。

種種雜工庶務當中，有一個反映現今教育工廠化的工作，叫「分卷」。Pierre向一頭霧水的記者解釋，一位學生交上來的一份試卷，並非從頭到尾由一個老師評分，所有試卷都會被分拆成不同部份，一個老師只會專責改其中一條題目，試卷分拆予各個老師批改之後再合併。Pierre正是負責將試卷分類疊好轉交一眾教師，這個工序就叫「分卷」，每次一做就花掉兩個小時左右。

如果這就叫通識所佔的50%工作量，另外50%就與晉身通識教師之路更加扯不上關係。Pierre現時月薪12,000元，以中學TA而言算過得去，「到2016年，仲有中學會出10,000蚊請人。」但這份薪水是學校合併了先前一個AT（助理教師，Assistant Teacher）和一個TA的行政工作而來，於是頂起兩人職務的Pierre變成要同時跟從兩個上司，兩邊的行政雜務都會丟過來。

「老師唔願做嘅就俾你做，難聽啲講，我地工作本質即係抿屎。」由於校長對會議記錄非常重視，不獨親自檢閱，還要求會後14日內須呈交正式會議記錄，經常負責打會記的Pierre就做到氣咳。「兩個鐘嘅會，會記要搞一日以上先至整好。」不是工作效率太慢，而是他一天的工作不會只得打會記。況且一個會記的生產牽涉多個步驟，每個步驟都要花時間：先列席會議做速記，會後再打成正式會議記錄的初稿，然後交給科主任審核，再發還回來修改，再上呈科主任，如無問題就簽名核實，最後上載至學校內聯網——文件來來回回，一旦任何人物環節發生甩漏，無法將會議記錄如期交給校長，TA還是隨時變成追究對象。

矢志走通識之路的Pierre不可能科科皆精，強行拉他去旁聽不熟悉科目的會議，術語聽不懂，打會記的難度更是倍增。「旅款（旅遊與款待科）我鬼識咩。聽嗰時一舊雲，打嗰時兩舊雲。」問題是，他現在至少要出席七個科目的會議，有時更要一日開四場會。

會議多有原因。Pierre工作的中學是band 3學校，全校600個學生有100個是SEN（有特殊教育需要），既然難以用成績吸引家長報讀，就得多舉辦活動讓他們相信學校能為其子女獲得適切發展，加上近年遇過殺校危機，搞活動就更緊張落力。於是除了學科會議，各種活動事前的籌備會和事後的檢討會加起來又是一大堆，Pierre要處理的會議記錄堆積如山，卻未能得到同情，反而因為學科和活動牽涉的教師一多，讓他淪為辦公室的眾矢之的，背後被狠批辦事不力。

完了嗎？未完，活動參與者要填問卷，輸入問卷數據的是誰，不言而喻。有待「分卷」的試卷和有待處理的問卷一棟棟堆疊在座位週圍，有一次高層路過絆倒，Pierre被命令要將文件移走。他失笑：「移？仲可以移去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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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時長壓力大 八號風球早放工反成夢魘

工作瑣碎繁多，工時自然長。縱使合約註明每週工作五天，每天工作10小時以上——其實已經超出職工盟建議每星期44小時標準工時——加班的例子也不罕見，而且當然沒有補水。遇著放學後的小組活動要收拾善後，都要Pierre出馬，例如煮食班結束後要他負責洗碗，一洗就洗到夜晚7點。受訪的那個週末，他也想著要不要趁假期打會議記錄。

千萬不要以為打學校工假期多，Pierre與學校簽約一年，合約給予的有薪年假只及《僱傭條例》規定的最低準則：7日。聖誕學校長假怎麼過？「返學校清文件清到趴。」6月的考試週呢？「老師比較得閑，我地TA唔得閑。」

細問之下，他在考試週一天的工作確實排得密密麻麻。

• 07:50     回到學校準備
• 08:30     為SEN學生的特殊考試監考（時問比一般考試長）
• 11:15     打會議記錄
• 12:00     午膳
• 13:00     考試溫習班，逐一跟進學生情況協助溫習
• 16:00     繼續文書工作／分卷／列席會議
• 18:30     放工（理論上）

掛八號風球下午提早放工，可能是某些打工仔的美夢，在Pierre眼中卻是惡夢。「唔好有乜冬瓜豆腐，例如打風。唔係積咗啲嘢做唔晒，又俾人屌。」

邊緣人 ：Teaching staff or non-teaching staff?

大學畢業6年，受僱於中學體制兩次，Pierre做助理的經驗都不理想。僧多粥少之下，越來越多奇人異士投身TA行業，除了像他那般學歷一早超出職位要求的人，還有不少身懷特殊技藝的高手，人材過剩之下最終寵壞了身為老闆的學校。Pierre既要處理前述多項行政工作以及連行政工作也談不上的雜務，亦要負責佈置壁佈板——假如原本該由學生佈置的壁佈板變成由TA佈置是一種荒謬，更荒謬的是連Pierre不懂用Photoshop去做壁佈板亦成為一項罪名。由於校內過往有TA擅長使用Photoshop設計華麗壁佈，校方就期望Pierre接手後也做同樣的事。

「有件事幾象徵TA嘅邊緣位置。」Pierre思量再三：「老師係teaching staff，TA係non-teaching staff，所以兩邊放嘅假唔一樣；但係離我個位最近嗰部影印機，指定係校務處文職人員同高層先可以用，TA想影印，就要行到老遠去用俾老師用嘅影印機。咁學校當TA係teaching staff定non-teaching staff？其實你乜都唔係，乜位置都無，佢鍾意塞你去邊就去邊。」

僱主要求多多，僱員薪金終究微薄，Pierre到今日仍未向親戚還清學債，能夠給母親的家用也很少。談到前途他心頭有氣：「屌你老母，都係做文書工的話，我做乜要萬二蚊喺度做？我去HA（醫管局）打份行政工唔好？」

他已決定離開現時任職的學校，向其他中學寄求職信碰運氣，心頭不高，找的也是通識TA——又或者在中學收生回升之前，連找一份通識TA工作亦已接近奢求。無法在目前崗位累積經驗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看不見校內還有教師空缺可供晉升：「當我開通識科會睇到啲老師全部四十幾歲，就知唔會咁快退休。」難望開設新教席之下，舊人不退，新人無法補上。

下任特首林鄭月娥聲稱將新增50億元教育經費，增設常額教師職位，Pierre對她毫無好感，但也承認是否盡快增設新教席是他考慮去向的因素。「如果佢今年唔加位，我可能會轉行。」年紀快近三十歲也是個心理關口：「唔會有位開，唔通我做TA再做落去？」

話雖如此，Pierre並不認為增設教席自己就一定能在短期內謀得一席，再在TA位置浮沉一段日子的機會依然很高。提到教協，他笑笑，認為對TA來說那是「老細會」，難以指望它代表同事權益。事實上教協在3至4月進行的「新增教育資源如何運用」問卷調查裡，似乎亦未有在問卷裡提供任何關於「改善中學TA待遇」的選項供會員選擇。從學校走到工會，TA仍舊擺脫不了「邊緣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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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rre不是不同情教協那些堅持TA不應存在並應以增設常額教席代替、反對將TA納入常規薪級表保障其待遇等等主張，他只是覺得遠水救不了近火：「全港中小學估計有二千個TA，新增嘅常額教席係咪汲納得晒佢地？仲做緊TA嗰班點算？」

惟工新聞向教育局查詢全港中學CM及TA的職位數目，評估現職TA升遷過渡的機會，但當局稱未有統計TA的數字。儘管實際狀況儼如黑洞，但根據教育局的回覆，2016/17學年全港中學的「非學位教師」人數（主要為CM）只得4,800人，若要以此作為吸納所有現職TA的起始點，估計必須至少大增兩成崗位以上。

香港中學學位教師及非學位教師人數#

學年	學位教師人數	非學位教師人數
2012/13	18,800	5,200
2013/14	18,500	5,000
2014/15	18,300	5,000
2015/16	18,000	4,900
2016/17	17,700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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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包括官立、資助及按位津貼中學。

對於中學TA組織起來爭取自己權益，Pierre不表樂觀。行內人數多，流動性高，彼此缺乏交流，這些都是不利因素。Facebook是有以TA之名開設的secrets專頁，Pierre偶爾上去收風，但訊息匿名，群組不曉得有幾多同業留意，放出來的業界風聲亦真偽莫辨，行業資訊仍然極不透明。相比之下，學校體制的高層有壓倒性優勢。「資訊都唔對等，班校長自己有Whatsapp group。」得罪校長可能導致被唱衰，在整個中學教育界無人聘用，始終是底層員工的擔憂。TA能抬頭做人的日子，還有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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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轉校六次 助理見盡師生關係問題

【惟工百業】「TA（教學助理）呢個字好模糊，有啲跟教學，有啲跟function，有啲根本係雜工。」33歲的阿北（化名）十年間轉校六次，亦即在不同學校打過七份工，幾乎每次的職位都有「助理」銜頭。即將踏入第十一年，他現在做的是AT（助理教師，Assistant Teacher），還是沒擺脫「助理」二字之餘，亦未擺脫年年要續約的工作不穩定。

自2000年起政府向學校提供「學校發展津貼」，既在香港中學體制裡創造了各種「助理」，同時也注定這些「助理」性質分殊，難以等量齊觀。教育局的《「學校發展津貼」的基本原則和程序》表明，該項津貼主要供課程發展、語文能力提升、照顧特殊學習需要三大類別用途申請，阿北多姿多采的「助理」經歷都觸碰過上面三個範疇。加上轉工經驗豐富，貧苦基層學校做過，中產矜貴學校做過，宗教氣息濃烈同事交際頻繁的學校做過，階級分明氣氛冷清教師永不向TA打招呼的學校也做過，他對中學教育的見聞非同一般。

然後，阿北說他不太希望晉身正式教師之列。「坐正咗，你個人對社會嘅感覺，對人嘅同理心，都好易磨蝕。」重視與學生相處的他，多年後仍然收到舊生來信傾訴過往受到老師的傷害：「假如有個perm（長約）嘅TA位，我都會考慮一下。」

年月孕育出這份無心上位的「下流志願」，到底他看見了甚麼？

因學生挽留觸動 社運仔投身通識教育

阿北不太追求嚴格的課堂秩序，毋寧更嚮往某種解放。2006年畢業自城大創意媒體學院，最後一個學年撞正2005年末的世貿組織部長級會議，教授見他忙於投身反世貿運動，也不催促他呈交畢業作品，只是不無體諒地交低一句「你示完威先啦」。到投身職場之後，阿北仍然偶有社運參與，為了保障外傭與其他國籍勞動者同樣享有申請居港權的機會，他可能是香港首批走上街頭與「愛字頭」衝突的行動者其中一員。

原則重於規則的傾向，似乎讓阿北難以與講究服從的學校體制結緣，事實上投身中學教育也不是他一開始的主意。只是當初大學畢業後找創作方面的工作不順利，到社區中心為學生補習時發現自己原來跟他們相處得不錯，才決定嘗試找相關崗位。2007年初獲聘為某中學的通識TA，月薪8,500元，「嗰陣時掟幾封信就有。」十年前的TA市場還算比較輕鬆，低薪是一回事，但即使過了夏季主力招聘期，求職依然未必要爭個頭破血流。做了幾個月，學期完結要另覓新工作，今回在另一間服務基層社區的中學擔任影音活動助理，一下子由所謂課程發展範疇跨到影音技術範疇。

「轉多幾份睇下先啦，嗰陣仲後生。」那時候阿北對選定事業發展軌跡還不太在意，難得工作又用得著自己在本科的本事，拍片剪片，也就不介懷。當時他計劃以戰養戰，一面儲錢一面報讀小學教育的PGDE（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Postgraduate Diploma in Education），並未打算在中學久留。始料不及的是學生一句說話讓他改變了主意。

「入去做咗一年，我返學校交接嗰陣俾學生挽留。」阿北回想當時情境：「如果我無心軟，或者我依家已經係小學老師。」

他就是心軟了，不過也談不上後悔。他半途由原本正在修讀的小學教育課程改為中學通識教育課程，學成之後副校長勸他「出去闖闖，唔好踎喺呢度呢個位。」於是阿北在學年結束後轉投新界西一間中學再當通識TA。雖則手上有了相關專科的教育文憑，還是當不成通識教師。

但總算是踏上當通識教師這條路理論上的起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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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影音到通識再到特殊教育 進修修到戶口清

理論歸埋論，現實歸現實。阿北第二次當上通識TA是2011年，恰是新高中學制交接年，新制舊制學生並存導致中學生數目回升、中學招聘機會增加，算是業界的小陽春。在那年頭找不到教席的話，隨著學生人數下跌，獲聘為通識教師的機會大概一年比一年渺茫。

果不其然，學校翌年既沒有以教席向阿北招手，也沒有跟他續約。「英文不夠好」是校方不續約的理由，阿北對此略感意外：「我做咗全年都無聽到相關批評，英文科panel（科主任）亦都無同我提過。」儘管上工後被安排要教英文補底班，但回想見工面試時的情況卻又滲著詭異，「Interview嗰時無問過我英文。到第一日返工，我先至知道自己個post係『英文加通識TA』。」

聘用以不清不楚開始，以不清不楚結束，阿北上路找下一份TA，卻也是打完一年工又要執包袱。到2013年，市道更差，「通識TA已經搵唔到，有得interview都唔請。」那一個新學年他還是在中學當助理，只是今次找到的工作已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活動助理」。

通識市道每下愈況，阿北坦言「就算人口升返上去都好難有位（教席）」，惟有再謀轉型，報讀特殊需要教育學位。他輾轉當過支援SEN（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導師，如今是負責SEN的AT（助理教師，Assistant Teacher），月入15,000元。

自身境遇改善不代表大環境同樣有改善。今年中學招聘季節又到，阿北知道行內規矩，學校在外間公開的招聘廣告時有「假ad」，其實校方一早內定了人選，廣告多不等於空缺多：「學校一年續一次約，每年出ad（招聘廣告）啓動招聘程序。」像他自己就已獲校方承諾續約並於下學年加薪。假如某中學有像他這樣已獲內定續約的非常額員工，再登廣告就不過是例行公事，新人不會因此有機會入行。

學位讀完一個接一個，十年間工資升了76.5%，驟眼看來似乎增長不少，事實上卻仍舊連全港月薪中位數都追不上。阿北苦笑，讀完這個特殊需要教育學位已經一窮二白：「我戶口已經清。」即便如此，他還是有興趣稍後再報讀港大的表達藝術治療碩士課程，充實知識與技能之餘，也讓自己較容易在中學教育界生存下去。

然後，香港電視董事會主席王維基本週接受傳媒訪問，投訴年輕人以儲不到錢作為無法買樓的「藉口」。聽在為教育付出青春的一眾青年耳裡，風涼到足以凍死北極熊。

取得教席不是大團圓： 坐正咗，一個cycle教三十堂

在學校體制生存下去等於爭取成為CM（文憑教師，Certificate Master），這種直線想像彷彿是主流共識，阿北對此卻不無糾結。「假如有個perm嘅TA位，我都會考慮一下。」

首先是穩定性。升上CM並不意味著前途穩定，當中不少都只是合約教師：「CM一年合約，一年之後要兜你就兜你。做SEN TA人工係比較低，但份工未必比較唔穩定。」

但關鍵還是壓力。阿北以視察學生功課及交功課記錄的「查簿」為例，認為一旦成為正式教師就不得不依規矩嚴格行事：「校方查簿唔係為咗睇學生，係睇老師。」再如教學工作量，TA和AT都不如正式教師吃力。「你依家一個cycle四堂；坐正咗，一個cycle就係三十堂。到時唔好話放工之後，連星期六、日你都要備課改簿。」阿北指長工時和僵化規矩會損害正常人的心靈：「你個人對社會嘅感覺，對人嘅同理心，都好易磨蝕。」

家裡大哥曾擔任中學老師，後來又因為發生不如意事情離職，從此堅拒再做正職教師，寧願入不敷支也只願意間中以代課餬口。阿北無法從內向寡言的他口中得悉詳情，但看得出遺留的心理陰影持久而確實。

阿北在石硤尾某中學工作期間，同事之間層級森嚴氣氛冰冷。「老師平時見到TA唔會打招呼。我教教下英文補底班，有老師門都唔敲就撞入嚟捉學生。」但到他去某間宗教氣氛濃厚、同事不分階層時常聚會的教會學校，對學生卻也不見得更加尊重：「呢間學校好興省人，有兩三個miss成日喺走廊對住全校鬧個學生。」到阿北離職後數年，有舊生在Facebook私下向他自白「根本讀書嗰幾年我都俾佢鬧到冇晒自尊，放棄晒。唔係第二年識到個女朋友，我都企唔返起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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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糖與SEN學生

課室秩序是學校體制下的一大煩惱，阿北對慣見的秩序控制手法始終看不慣。「老師叫學生上堂唔好傾偈。但有時學生傾偈未必無意思，有啲根本就係傾緊課堂嘢。有次去代課，見有學生係傾香港廁所設計研究，呢啲係自主學習。執行秩序會抹殺好多可能性。」

問題是縱使由課室回到教員室，教育工作者之間往往也不喜歡討論。有一次阿北跟上司談起2007年《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是否「鼓吹亂倫」，儘管話題還停留在釐清事實多於進入價值爭論，兩人談到半途已遭旁邊同事叫起來打斷：「呢啲嘢唔好講呀！」

另一種執行秩序的方法不是打壓，而是物質利誘。阿北曾經在一間band 3中學工作，校內六分之一都是SEN學生，他也不得不承認課堂秩序難搞：「好似扑地鼠咁，呢個行咗出嚟，另外兩個又去咗第二度打打鬧鬧。」

一些同事有手段快速收拾場面：派糖。在為SEN學生而設的活動裡，「同事成日派糖，去到中四、五都仲派。快吖嘛，一粒糖就搞掂佢地。」阿北知道這會提高控制秩序的效率，也有助提高同事負責的活動的出席率，但後遺症很難處理：「結果學生之後變到『要我開口講嘢呀？俾粒糖我先』。」

上司跟他說那些SEN學生的能力只能達到那個水平，所以只能用那種手法，對此阿北並不甘心。「理論上中學生去到十一、二歲，用語言讚賞佢係得嘅，唔一定要用物質。次次派糖，搞到佢地拒絕長大，內化唔到價值同責任。」SEN學生密集的學校也多是窮人學校，自己又出身基層家庭，他有時會想，若說有基層市民習慣被蛇齋餅粽吸引而建立不了自己的政治見解，會否跟這種規訓有關？

比起即時物質獎賞，阿北更喜歡藉深入交流理解學生的志趣，建立信任鼓勵成長。「有個過度活躍學生好熟NBA歷史，照道理米高佐敦對佢來講應該係遠古時代，佢一樣熟。」阿北特地跟他多聊這些，兩人十分好傾。

與學生關係好，有時反而勾起心裡苦澀。阿北以前工作過的中學舊同事有一次告訴他，學生並沒有忘記他，更在作文時裡表示「第時職業想做TA，好似阿北咁」。他聽見之後啼笑皆非，既高興於工作獲肯定，在學生心中留下良好印象，另一方面卻又暗自悲嘆：「同學，你知唔知道我嘅工作何等卑微？」

另類教育理念佳 窮人難負擔

想法另類，又不滿足於主流教育，阿北可有考慮過到另類學校任教？他笑說那些學校的同工很多都比他更有創意更有批判，自己去到那邊就好像沒有甚麼價值了。然而更深層的理由在於捨不得弱勢：「自然學校又好，兆基（兆基創意書院）又好，理念係好，但有錢先至讀得。窮人可以點？」翻查網上資料，自然學校學費一年49,000元，兆基創意書院則為27,600元，雖說比多數國際學校便宜得多，但對草根家庭仍是一個負擔。

在豪宅區中產中學工作過，看著學生平素出席學界田徑比賽稱霸全港，文藝活動是參加樂團遠赴歐洲交流，阿北明白充沛資源建立的談吐和精神面貌都不一樣，「學生唔會困喺同一個地區，佢地本身就來自不同地區。視野就算無去到世界層次，起碼都有跨越全港十八區，傾社會議題好易上手。」另一邊廂，基層中學的學生亦有其不可小覷的本領，適應力甚佳：「以前做觀塘嗰間，收好多新移民學生，精英班入面九成學生母語唔係廣東話。但入學一年之後佢地廣東話可能已經好流利，尤其女生。」

留在主流中學也罷，甘心做個TA也罷，自討苦吃，大抵出於對學生心軟，就像當年接受學生捥留扭轉事業決定一樣。阿北心軟，卻也硬頸：「我想俾學生睇到一個同其他老師唔同嘅人，有不同嘅人生經歷，有不同嘅處事方法。」

又或者，正是心軟，才會硬頸。

nick06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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