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清潔工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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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清潔工同行

清潔工，也是抗爭者

• 翻開報刊，不時讀到有關清潔工的新聞：扣糧、扣假、扣減人手，工作環境惡劣，沒有乾淨的更衣室或休息室，在颱風天或大熱天仍在戶外工作，而他們的時薪往往就是法定最低工資，還不時面對五花八門的薪酬剝削，偶爾引發工潮，如本年六月的浸大及九龍東醫院聯網兩次清潔工罷工。面對剝削，有人起而反抗，也有人與之同行，與他們交友、拍攝紀錄片，或任職清潔工，在職場裏與他們同甘共苦。香港的街道、商場、住宅大多光潔明亮，而背後為我們洗擦這個城市的那一雙手、那一個人，我們總是視而不見似的，少有聆聽他們的故事和處境。到底他們有何故事？我們如何與清潔工同行？
• 攝影：盧翊銘
• （此為與清潔工同行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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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麗：「別人曾經幫我，我就想幫其他清潔工」

寶麗一直記住那個小孩：看見她在和樂邨掃街，便刻意把垃圾扔在地上而不是垃圾桶裏。寶麗上前說：「你不可以這樣做。」「如果我不是這樣做，你哪有工開？」「如果你媽媽是掃街，你會這樣做嗎？」「我媽媽一定不會像你這樣掃街。」她心裏氣結，卻一時無語，任由小孩嘲弄。她握着掃帚默默掃街，服務街上每個途人—也是清潔工的每個「客人」。

這是她最難過的工作經歷。有時，她會因為自己掃街而感到自卑，轉念，又覺得不過是一份工作而已，但還是不忘叮囑女兒：看見母親在住處附近掃街，可以暫時不認她，也千萬不要跟她打招呼，免得女兒尷尬。女兒每次看見母親，都會上前打招呼，後來開電視看見母親參與爭取勞工權益的示威，也只是說：「咦？你又上電視。」

寶麗今年59歲，學歷是小學六年級，畢業前與家人一起在大圍、屯門種芽菜，畢業後到製衣工廠當車衣女工，1984年結婚，1985年大女出世，隨後細女出世，她便辭工照料家庭。平日接送兩個女兒上學，認識了女兒同學的母親，這人介紹她到翠屏邨當清潔工。寶麗本來就住在翠屏邨，而當時家裏只有丈夫一人掙錢。兩個女兒也開始要補習了，她希望幫輕丈夫，便答應工作。

她形容，那是一份近似花王的工作，要在偌大的翠屏邨走來走去，除草、清理花槽和斜坡雜物，她最怕在風雨後要走到斜坡清理樹枝，稍一不慎，就會滑下斜坡，跌得一身瘀傷。她在翠屏邨工作了兩年，與同事非常投契，可是小隊裏的管工忽然被辭退，寶麗為講義氣，便和小隊另一隊員一起辭職。辭職不久，幾個清潔工與偶然來探望他們的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女工會）職員說起此事，才驚覺自己一個月原來有四天有薪假期，可是他們天天上班，於是女工會協助他們追回假期錢。隨後，寶麗加入了女工會於2002年成立的清潔工人職工會。

寶麗常說自己無腦，又不願思考，沒有學歷又不太識字，所以最好做清潔，只需要低着頭一直做，如果僱主嫌她擦得不夠乾淨，就用力再擦乾淨一點。

離開翠屏邨的工作後，她早上七時至十一時到觀塘的商業大廈做辦公室清潔工，抹枱、吸塵、洗廁所，中午回家煮飯給母親吃，下午二時至五時再到和樂邨當清潔工，洗地、洗樓、剪草、挖坑渠。坑渠的鐵蓋實在太重，她有時不夠力、鬆了手，整個坑渠蓋便猛撼腳指。當時她最怕蹲在地上剷起那些結成一團黑漬的口香糖，最少要花五分鐘才剷起一塊；她也害怕中秋節後，要在公園清理那些煲蠟遺下的蠟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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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她因為留意多了勞工法例，知道自己雖是兼職清潔工，也享有一定的勞工權益。（註：《連續性僱傭合約》規定僱員連續受僱於同一僱主四星期或以上、每星期最少工作18小時，便可享有休息日、有薪年假、疾病津貼等權益。）

後來，她辭去工作照顧母親，母親在2008年以92歲高齡過身後，她上午在女工會當清潔工。近來，她下午也替女工會工作，到觀塘四圍認識清潔工，像當年女工會認識她一樣，打聲招呼、閒談幾句，給他們一個「平安包」—幾個口罩和女工會的聯絡方法。

「我曾在這裏當清潔工。」寶麗對着陌生的清潔工，總是先說這句，然後問問他們裝備夠不夠、易不易請假，對清潔工現況的了解，都靠街上閒談得來。從前寶麗膽小怕事，不與陌生人說話，連主動求職也不敢，工作總是別人介紹，現在卻常常到處認識工友。雖然，她還是很怕說錯法律條文，她會把一切勞工權益詢問轉交女工會其他成員。

「別人曾經幫我，我就想幫其他清潔工。很多清潔工是什麼都不懂的，覺得既然自己選了這份工，被人壓價會認命，怨什麼呢？你叫他們去爭取權益，他們會勸你別搞事。清潔工是很怕事的，因為要保住工作，要錢生活沒辦法。但工會至少可以替他們出頭。」

英姐：要反抗，先要勇敢站出來

「工人的辛酸我最清楚，最辛酸是工作後有汗出無糧出。」「低下階層的人本來已很辛苦，有些人一日做兩更，一晚睡幾小時，日做夜做就是為了生存。」英姐聲線洪亮，說起話來有一種大家姐的風範，而她確曾任職清潔工的「大家姐」（管工），還在工潮裏擔任工人代表，協助工友取回應得的薪金。英姐說，那是她一生人最快樂的工作時光。

英姐今年54歲，中學畢業後，曾任幼稚園老師、倉務員和保安等工作，後來要照顧長期病患的母親而辭職，兩人領取綜援，但她自覺有手有腳、不是七老八十，始終想工作。一段日子後，她到住處樓下的社區會堂當清潔工，因其工時分成三節，她可在節與節之間回家照顧母親。「她要24小時有人照顧，有時我一下班就開始擔心她有事。」

母親過身後，她有感自己不年輕了，且「做開嗰行就嗰行」，便繼續尋找清潔工作，到沙田廣場和沙田中心做替工，後來轉為長替。三年下來，她做過場內、場外各個工作位置，熟悉一切運作，獲升副管工，後來升作中更管工。那時，她與同事全是外判清潔工，而且是判上判，歷經四判後的薪金非常低微，「我們付出的勞力最多，得到的回報卻最少」，但她仍然很喜歡這份工，因為一步一步升職，因為可嘗試不同工作，因為與同事相處融洽。而眾多崗位裏，她最喜歡洗廁所，「如果我把廁所洗得很乾淨，人人進來都說廁所很乾淨，我就會很開心和很有滿足感。」

她的中更隊員，大約有12至16人，其中三分之一人只懂簽名和寫自己的名字，讀寫能力近乎文盲程度，不懂填寫任何入職表、申請表，也自然不懂細看僱傭合約和勞工法例。她升任主管不久，外判商開始拖糧，後來甚至欠糧，一群工友十分徬徨：「我們又要交租、又要食飯、又要坐車、仔女又要讀書，樣樣都是錢。」一個工友提議找香港職工會聯盟（職工盟）幫忙，他們便與職工盟聯絡，開始商量工潮細節。一方面，他們預備橫額、罷工計劃；另一方面，英姐向外判商提出支薪期限，期限前不出糧，他們就會罷工。最後，資方在期限前支付薪金。「我當時覺得：咁乖？如果我們不搞罷工，是不是會無糧出？我們其實不想搞抗爭、搞對抗，但在外判制度下，如果不這樣做，我們根本無法取回自己的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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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直被欺壓，因為最後你會被壓到完全沒有反抗能力。做清潔工也要無畏無懼，你怕，就什麼都爭取不了。

英姐

當年英姐主要與中更隊員策劃罷工，她又幫中班工友追討長期服務金和強積金，一個早班工友華姐知道這件事後，問英姐：「你可不可以幫我爭取？我不懂填表，也不懂怎樣去勞工處投訴。」華姐當年60歲，是泰國華僑，只懂寫泰文；華姐又是家庭的經濟支柱，需要照顧兒子和患病的丈夫。英姐得悉後爽快答應：「無問題！」「但我不是你那更。」「我不分早中晚更的，個個工人我都幫。」薪金追討成功後，華姐請英姐在沙田中心的翠華餐廳吃了頓豐富的晚飯。現在，華姐仍在沙田中心和沙田廣場做清潔工，而英姐，因當年參與工潮被列入黑名單，不獲下任外判商聘用，現在在學校當校工。

英姐覺得清潔工分兩類人，一類是條件很好，隨時可以找到其他工作，所以很大機會站出來抗爭，而另一類是七老八十或不識字，覺得丟了這份工就找不到工作，所以不敢出聲。「但只要你慢慢跟他們解釋，令他們明白這是他的權益、他的血汗錢，鼓勵他們，他們還是會走出來的。」

「清潔工人團結很重要，也不要怕事，如果僱主不對，你一定要站出來。他出糧給你是天經地義。你要了解自己作為工人的權益，不懂就要問，不識字就找人協助，不要一直被欺壓，因為最後你會被壓到完全沒有反抗能力。做清潔工也要無畏無懼，你怕，就什麼都爭取不了。」

慧姐：團結，換來應得的飯鐘錢

2004年11月27日起，長洲清潔工一連罷工六日，為爭取合理薪金。當時很多人對慧姐說：「你夠膽做這些事，以後都無人請你啊！」那是慧姐第一次參與罷工，她一點都不害怕。從前她是漁民，在海上見慣大風大浪，連水龍捲也遇過，她笑言撿回半條人命來到街上，一群人罷工，真是沒什麼好怕。

慧姐本來是珠海漁民，從小跟隨父母出海打魚，嫁來香港也是嫁到船上，丈夫是水上人，一家人習慣在有風有浪的日子出海捕魚。他們的漁船停在長洲海灣，直至第三個兒子在1995年出世，才賣了漁船，在長洲租了一間天台屋住。

從前她是漁民，在海上見慣大風大浪，連水龍捲也遇過，她笑言撿回半條人命來到街上，一群人罷工，真是沒什麼好怕。

慧姐說，從前是水上人，總覺得街上人見識多點，多少有點看不起他們。他們常在買賣時被騙，丈夫總說購物不要講價，她買菜時卻總被呃秤。她說，水上人頭腦簡單，就算借錢也是說一句，不用寫單據的。最初工作時，她對「簽約」這件事很陌生，完全沒有細看合約便簽名。

最初，一家人的生活費全靠她丈夫在地盤做釘板工作，可是開工日子不多，沙士爆發前，她丈夫一個月才有幾天工作。當時三個子女有兩個讀中學、一個讀小學，還要租屋，生活艱難，她在長洲輾轉做了幾份工作，最後選定街道清潔工，因為可以準時上班下班，且每個月有一份固定薪金。「漁民是好天斬埋落雨柴，出海未必有漁獲，而且多人食飯，每人每個月才分得一二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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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入職清潔工，她的月薪是5,100元，一年後轉了外判商，薪酬變成4,898元。新的外判商要扣減他們飯鐘錢，最初扣半小時，後來扣一小時，酬金僅得4,286元。長洲清潔工共分兩更，每更50人，每人每月扣減600元，外判商每月便可省下六萬元。「我丈夫當時失業，我看着這人工，不知可以如何生活，而當時判頭竟然在長洲貼出一張告示，想用3,900元請人，如果請到人就解僱我們。」

他們向區議員求助，區議員不受理；他們求助無門，幸好有位政府管工看不過眼，把職工盟的電話給了他們。一星期後，職工盟來長洲與數十工友商討罷工事宜。11月27日，工友在清晨五時起床，來到碼頭集合，擺一張枱向途人收集簽名支持，並解說罷工事件。幾個工友留守碼頭，其餘的則分批守着長洲幾個主要垃圾站，只許市民丟垃圾，不許任何人清垃圾。慧姐與丈夫與兩三工友一起守着街市外的垃圾站。

沒料長洲居民竟如此支持當地清潔工：不少市民停步簽名，有人拿出1,000元給他們買早餐，還有附近食肆送來外賣以示支持。兩天過去，長洲因為堆積太多垃圾而變臭，外判商從島外找人到長洲清理，但罷工工人極力制止。第三天下午，慧姐與部分工友乘船到中環碼頭，舉起橫額抗議，一直遊行至食環署總部，並在總部通宵靜坐抗議。整場罷工持續六日，最後以食環署出錢補回「飯鐘錢」告終。

當年為600元罷工六日，13年後，這事成為慧姐常常緬懷的美好回憶：「一盤散沙是不成事的，而當時大家都很齊心，很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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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須施予，只須尊重　與清潔工交友

三年前的夏天，阿謙看見一個清潔工在街邊屋簷下吃飯，那天非常炎熱，他連在外多留一秒也不想，怎會有人在街邊吃飯？他上前探問，才知道掃街清潔工只可在公園或垃圾站吃飯。但垃圾站很臭，公園很熱，幸好周末商店關門，她才可以在這個好位置吃飯。「不如你來我們的辦公室吃飯，好嗎？」從此，她天天到阿謙的辦公室吃飯。她是四妹，阿謙的第一個清潔工好友。阿謙的辦公室有冷氣、有梳化，四妹清晨五時起床，午飯後午睡一會，便精神奕奕地回到樓下垃圾站工作。她的一天是這樣的：清晨六時十五分到垃圾站集合，六時三十分推着自己的垃圾車出外掃街，下午四時半下班，中間有一小時吃飯，飯後又是掃街，四時左右把垃圾車推回來，洗洗衣服，坐一會兒，便下班回家。颱風天也要工作，早上掛了八號風球，她仍是清晨起床，打開電視，只要一轉三號風球便立即出門，乘巴士回到垃圾站。「一堆垃圾，樹葉樹枝全堆下來，一打風就做到怕，個個無停手，水也沒空飲。」

四妹今年64歲，家裏有一個患病的丈夫，一個月入萬餘元且要儲錢結婚的兒子，她有兩個兒女在內地生活，往返內地也要錢，「我不年輕了，又要生活，又要交租，不在這裏工作要到哪裏工作？大陸人在我這年紀就沒工作了，我在香港可以繼續做，更好，身體健康。」四妹從前在內地做農夫，2002年移居香港，香港無田可耕，便做清潔工，總說這是輕鬆的工作。但四妹很瘦，愈來愈瘦，且周身傷患。四妹確是需要一個舒服的空間讓她安心吃飯、休息。「多謝他叫我上去吃飯，我永遠都會記住他。」

除了寶麗、英姐與慧姐，還有他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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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學歷清潔工　甘願化泥

• 清晨七時許，太陽初升，路燈初滅，整個城市才剛剛醒來，行人已揉着睡眼，趕着上班上學。
• 阿清（化名）剛剛開工，清潔工制服是乾淨的，他手推着的綠色大垃圾桶也是剛剛洗過，裏面沒有垃圾，他整個人沒有半點臭味。他如常把大垃圾桶從垃圾房推向貨用電梯的位置，一對母子迎面走來，就在他面前，母親對揹着書包的兒子說：「You should study hard, otherwise you will work like that。」「And do remember to have empathy。」他立時對小孩說。母親一臉錯愕，三人靜默地對望，半晌，他推走垃圾桶繼續工作。
• 攝影：盧翊銘
• （此為與清潔工同行系列之三）

母親大概無法預想，眼前這個手推垃圾桶的清潔工，英語流利，大專畢業，曾在中環寫字樓過着朝九晚五的白領生活，也曾任職紀律部隊，後者一做18年，前塵往事，全是親戚朋友眼中「有前途」、「有社會地位」的高薪厚職。而清潔工，也是他自願選擇且樂意任職的工作。「這個社會很有趣，你知道你不能沒有清潔工，但偏偏對他們很歧視。」

紀律部隊與中環白領都不是阿清想做的工作，他想幫人，於是來到一間服務露宿者的社福機構工作，但在派飯盒給露宿者時，他總懷疑：「這樣做真能幫助他們嗎？」機緣巧合，一個德國藝術家聯絡阿清工作的機構，說自己發明了一些露宿用品，想看看這些發明能否改善露宿者的生活。阿清的機構拒絕找露宿者做測試，倒是阿清協議離職，帶着這些露宿用品親身露宿與測試。

他在街上住了幾天，忽然遇見一個朋友，這朋友從前是露宿者，經阿清從前工作的機構協助上樓。朋友以為阿清真是因失業而露宿，便介紹他做清潔散工。對啊，露宿也要工作，不可能等社福機構救濟。阿清便來到領展商場洗廁所。早上七時來到商場，打卡，換制服，拿着綠水、廁紙等物資到廁所，再用漂白水拖地，把廁所洗乾淨，然後開始在幾個廁所之間巡邏，補充物資，抹乾地下或洗手盆的水漬，直至下午五時下班。他的好拍檔是一個類似麵包夾的鐵夾，隨時拿着，用來夾走地上或是馬桶裏淤塞的廁紙。所以他與廁工都有麵包夾敏感症，「我們對麵包有點戒心，因為買麵包時會看見麵包夾。有次一群同事去燒烤，大會提供了麵包夾，我們是不會用的。」

他仍記得第一次穿上清潔工衣服，有一點黯然，「無論如何我也是大專畢業生」，同時，他立即自拍並把照片傳給女兒，好像他只是在拍造型照，逗逗女兒高興。「當然我自己也有爸爸媽媽，那時我不敢告訴媽媽我在洗廁所，我只說自己在做散工。」他覺得對不起父母，但又覺得清潔工也是一份工作。後來他告訴母親他當清潔工了，因假期太少，媽媽主動到商場找他吃飯。那天，他拿着水刮在擦商場玻璃的水珠，忽然看見玻璃外，母親愣愣站着，他一時分不清自己在刮的到底是水珠還是母親的眼淚。母親如常與他吃飯，他卻覺得很難過。

洗廁所外，阿清也做過收餿水及大廈倒垃圾（倒樓）等工作，他最受不了倒樓，因為要不斷彎腰拿走逐家逐戶的垃圾，工作後，腰骨很痛。後來，一個商場清潔管工問他可有興趣來做管工，他答應了，便結束了一整年的散工暨露宿生活。

露宿街頭的日子，他其實非常沮喪，以為自己和一些露宿者建立了朋友關係，一晚喝醉，翌日醒來，他所有東西都不見了；他又以為自己搞清楚露宿者和毒販的關係，就能令露宿者戒毒，不會在社會邊緣走到更邊緣、更無助的位置，他更為此而短暫吸毒。但即使他搞清楚了整個露宿者毒品供求系統，原來，一個人的渺小力量，解決不了如此複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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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他與露宿者的關係，從社福機構時期的「他們」變成露宿時期的「我們」，對他有很大的啟發。「我從NGO負責派飯的職員，變成坐在街上負責收飯的露宿者，那感受是很衝擊的，我最高紀錄是一晚收到五個飯盒。我為什麼要吃那麼多飯盒？我們在聖誕節也會收到很多聖誕禮物，那晚，一個露宿者揭開被鋪給我看，裏面全是月餅，但那天是聖誕節了。其實施與受的關係，或是由上而下的關係，無法令我們真正接觸什麼是貧窮。我們很多時候只看到最表面那一層，但走進貧窮是要有切切實實的同理心。」

他選擇與他關心的對象同行，例如，一起做清潔工人，一起承受剝削與歧視。而他的家庭負擔其實很重，他確實需要這份工作的薪金來生活，所以他與很多同事都是一天返兩更，朝七晚十地工作，假期很少，陪伴家人的時光非常珍貴。「正正因為我經歷了露宿者的階段，家人現在覺得我生性，很替我高興，哈哈。其實現在仍有很多親戚未能接受我去做露宿者。」

現在他是商場清潔管工，手下是幾十個早更、中更的工友，大多寫簡體字，來自內地，也有來自印尼和泰國的，大部分是女性，40歲以上，也有一些60歲以上。他們通常一天返兩更，無暇把自己增值為其他工種的工人。他認為，這群人的表達能力、議價能力、技術與年齡，都令他們很易被欺負。「基本上你眼耳口鼻手腳齊全便會聘用，而那種不被尊重的感覺，往往是一個人偏要把垃圾丟在地上而非垃圾桶，又有人用大便在馬桶上寫書法，把用過的衛生巾貼在牆上，其實何必呢？這不是不小心，是刻意令你難堪。」

我從NGO負責派飯的職員，變成坐在街上負責收飯的露宿者，那感受是很衝擊的，我最高紀錄是一晚收到五個飯盒。我為什麼要吃那麼多飯盒？

阿清

而清潔工最大的困擾，就是人人都可以管理他們。「清潔工是商場食物鏈的最底層，業主有權質疑你，管理公司有權質疑你，保安也有權質疑你，每日都有一個不同的VIP巡場，到最後你會發現全世界都是VIP，只有你不是。」「我們每天都是重複着刻板、單調、厭惡的工作，還要不斷被指出錯處：這裏不夠乾淨，那裏仍有垃圾，但清潔工其實是不會自己弄髒地方的，很多時候我們是代罪羔羊。」

阿清認為，清潔工的自我形象很低，同時，他們要面對外判制度帶來的問題，如資方與勞方的關係疏離，且每轉一次外判商，他們的工作年資就會報銷，變相無法獲得長期服務金。「我們要關心制度上不公義的地方，而不是清潔工好慘、每日要洗十個廁所，甚至覺得你不夠慘、我為什麼要來關心你？」

他希望自己可以從尊重同事開始，令他們明白，只要多走一步，就會有更好的結果，而他們是有權多走一步的，「因為我們不是最卑微的清潔工人，我們是清潔工人。」一年下來，他與同事一起尋找可供休息的乾淨地方，告訴同事他們受哪些勞工法例保障，發現管理層因小事而想解僱同事，他幫忙解釋、斡旋，甚至在一群藍絲清潔工覺得黃之鋒坐監抵死時，笑笑口說幾句：「我們都幾十歲了，社會是後生仔的，就給個機會他們試試，你也是從內地來港的，為何你當初要離開大陸呢？」

阿清認為：「關懷貧窮有很多方式，設立『關懷貧窮學校』是一種方式，搖旗吶喊是一種方式，深耕細作也是一種方式，而你真正成為一個工友一起同行，也是一種方式。我同行的範圍很小，但我真的看見自己的作用。」阿清覺得，即使是鍵盤戰士，只要關心清潔工，也能發揮作用，像近期的美麗華育嬰室事件，美麗華原本即時解僱在育嬰室更衣的一個60歲清潔工，後來因為網友在美麗華facebook專頁群起留言攻擊，美麗華遂表示該清潔工沒有遭受處分。或許，大商場即使不重視工人權益，也重視面子。

問阿清怎樣看待從前與現在的職業，他說紀律部隊溝到女。現在呢？「溝到啦，哈哈！」「其實職業本身真是無分貴賤的，是看的人用什麼眼光去看，為什麼你覺得一些職業很賤，是因為你不想做，就覺得做的人很賤。但如果你真是很有本事，不如你老細下凡幫我們收一日垃圾，我們再討論職業分不分貴賤，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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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清潔工紀錄片　認識身邊每一位阿姐

• 紀錄片導演陳巧真與徐智彥，因參與《勞力是……#窮得只剩份工》視覺藝術展，認識了屋邨倒樓清潔工興姐與陳太。他們翻查新聞資料與調查報告，希望在拍攝前，加深對這行業的認識。
• 陳巧真因此知道屋邨有一道直通地底的垃圾槽。「每個屋邨的垃圾房環境都有點不同，我們拍攝的那個垃圾槽很闊，可以跌下整個人。我翻查了2010年一宗新聞，覺得很震撼，一個清潔工在19樓，因為垃圾在垃圾槽卡住了，他用腳踢，結果跌進垃圾槽也無人知道，他被垃圾車送去堆填區，後來工友因他失蹤而報警，警察在堆填區尋回他的屍體。」徐智彥補充：「還有一宗2011年的新聞，清潔工從二樓跌下垃圾槽，她不斷叫救命卻無人聽見，被困了幾小時，直至一個街坊到垃圾房倒垃圾才發現她，把她送院，但未等到看醫生，那清潔工又回到大廈繼續倒垃圾。」
• 攝影：盧翊銘
• （此為與清潔工同行系列之四）

他們特意來到這個清潔工倒樓的屋邨找她，找到了，她卻不太願意說起當年的事。他們在垃圾房看見一張告示，告訴清潔工不要用腳踢垃圾，不然會有危險。徐說：「我頗肯定那張紙是事發後才張貼的，好像貼了紙，己經叫你不要這樣做了，責任就不在公司。」

他們因參展而認識的興姐，今年64歲，身形瘦小，笑容滿面，負責清理自己所住屋邨19樓至35樓的垃圾。她通常五時起床，六時開始工作，十一時休息，下午兩三時先倒一次垃圾，晚上六時再工作，十時許回家，洗澡後，十一時睡覺，常常三四個月都沒一天休息，一年只有12日勞工假與7日年假。她最怕過年，垃圾非常多，每層最少兩大桶垃圾，而垃圾一多又被投訴。而最開心是可以邊聽收音機邊工作，時間快點過，放假便到大陸浸溫泉輕鬆兩天。她一邊說自己的工作是「手板眼見功夫」，一邊彎腰撿起地上的煙頭和紙巾，「我如果懶懶哋看見不撿起，可能別人會投訴。」

興姐常常三四個月都沒一天休息，一年只有12日勞工假與7日年假。她最怕過年，垃圾非常多，每層最少兩大桶垃圾，而垃圾一多又被投訴。

興姐一家人在順德務農，她高中畢業後，初做農業科技工作，農田後來被醫院徵收，醫院聘她做雜工。她的丈夫在中港兩地工作，她與兩個女兒本來想在內地生活，後來丈夫中風，她便申請來港照顧丈夫。最初領取綜援，丈夫過身後，她便開始在所住的大廈當清潔工，方便照顧家人。「因為家庭很重要，我希望不要距離太遠，可以煲湯煮飯給她們吃。」清潔工作，一做11年，她的手臂練就了形狀奇怪的「老鼠仔」——其實是因為天天推着沉重的垃圾車，長期勞損，肌肉斷了，無得醫。她最初痛得晚晚難以入睡，現在習慣了，不覺痛。「不要怨什麼，都是怨自己的命，命裏注定的，渾渾噩噩便十年，對不對？」

興姐初入行時，是做倒樓替工，幾乎倒過邨內所有樓宇的垃圾，只有一幢樓，她不肯去倒。「那裏很陰森，轉來轉去才走到垃圾房，又近山坡，入去倒垃圾，怕突然有人捂住你的嘴巴。」這幢樓，是陳太工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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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幢樓，樓高18層，每層40多戶，住戶習慣把垃圾放在門外，陳太便逐家逐戶彎腰拾起垃圾，放進垃圾籮裏，垃圾籮下的車輪是她自行添加的，不然垃圾實在太重，她推不動。她在這裏工作了十多年，丈夫下班後來幫她，也幫了十多年。她在早上七時倒垃圾，晚上七時再倒一次，洗過衣服，在垃圾站晾起，約十一時下班，而年三十晚就要清理至凌晨兩三時。全年只有年初一早上放假，晚上，她如常倒樓。

陳巧真對陳太那幢樓的感受特別深，原來香港仍有這樣惡劣的工作環境，而陳太甚至無法獨力完成工作，丈夫前來幫忙，但兩個人工作只有一份薪金。他們為陳太拍攝了紀錄片《叫我陳太》。陳巧真說：「其實這段片很簡單，就是記錄了陳太的日常工作。她如何收拾垃圾，垃圾會到哪裏，其實這是一個你願意去看，你在生活就會看到的日常情景。」「其實我也不知道幫我倒樓的清潔工叫什麼名字，就好像那個人每天在你身邊，你天天要用他，但完全忽視這個人，甚至沒有意圖去了解你的垃圾是怎樣被清理的。」

《叫我陳太》劇照，陳巧真提供。

陳巧真記得一次拍陳太，他們走進升降機裏，一個住戶走進來說：「阿姐你真是偉大，這麼下賤的工作你也肯做，無人肯做的，我也不肯做，真受不了垃圾這麼臭。」然後掩着鼻笑笑口離開升降機。陳只覺得，那麼臭的垃圾，正是每家每戶製造出來的，而清潔工辛勞工作，卻要承受不合理的待遇。徐智彥說：「陳太倒樓的地方沒有洗手間，所以她倒垃圾前很少喝水，自己帶着一個水瓶，小便要自己想方法解決。他們又全年無休，雖然有勞工假，但沒有替工就要你去工作，因為你不做，第二天垃圾更多，你就更辛苦。而公司也沒有提供足夠的裝備給他們，工具爛了不肯換，所以他們會自製一些工具，如垃圾鏟，如在垃圾籮加車輪，我覺得很不合理，怎會有一份工作要員工自製工具？」

徐智彥留意到陳太丈夫有一句口頭禪：「佢理得你死啊！」每次他問陳生，公司有沒有提供這樣那樣的裝備，陳生就答：佢理得你死啊。「他們總是覺得自己很卑微，所以不會積極爭取自己的權益，甚至覺得自己沒有議價的餘地，所以接受目前的環境。客觀上，我們覺得他們被欺負，而他們卻覺得自己過得幾好，至少可以生活。」徐智彥不明白，為什麼有人願意做這些「厭惡性工作」，不是獲得更高薪酬，反而是被連人帶工作一起厭惡，「好像做這工作的人都是有問題的，所以不用理會他們感受、不用理會他們是否安全，但每個人選擇做清潔工，都有自己的故事。」

他們總是覺得自己很卑微，所以不會積極爭取自己的權益，甚至覺得自己沒有議價的餘地，所以接受目前的環境。客觀上，我們覺得他們被欺負，而他們卻覺得自己過得幾好，至少可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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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我陳太》劇照，陳巧真提供。

為每個清潔工都是獨特的人，所以他們的影片叫《叫我陳太》。陳太倒樓十幾年，人人都叫她做阿姐，但阿姐可以是任何人，而陳太，是他們眼前這個人。陳巧真問：「怎樣稱呼你？」「叫我陳太。」

陳巧真說，拍攝後，他們其實不會變成很關注清潔工權益的人。「我們只是把自己看見的呈現給大家看，拍片對我來說，是把身邊令我有感受的東西拍下來。我不會說，拍片後我就完全站在清潔工的立場與角度，或搞倡議、搞工運，絕對不是這樣。我想，要真正明白清潔工，只有親自長期做那件事，每天彎腰幾百次撿垃圾，或好像—我在另一幢大廈看見一個男清潔工因為垃圾塞槽，我跟着他到二樓將垃圾槽的垃圾逐一用鐵鈎勾出來，勾了一個多小時，整個垃圾房都是垃圾，然後又再清理，很辛苦。所以我拍攝紀錄片，其實無法理解當中的辛酸以及肌肉勞損的程度。」

十時許，一天的倒樓工作結束，陳太在垃圾房洗好衣服，晾好衣服，邊走回家，邊問導演：「其實你們拍我有用嗎？又沒有人認識我，沒有人會想看人倒垃圾，做倒垃圾是很下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