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死前是開心的」 一針下去不再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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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死前是開心的」　一針下去不再痛苦　

社工道3萬名毒品犯「無法再活命」悲歌

陪伴戒毒者近20年的社工認為，對台灣3萬名毒品犯來說，出獄後想重新活著，好難。圖為紙風車劇團透過舞台劇，讓青少年瞭解毒品危害。（資料照，曾原信攝）

為何社會不給他們活命的機會？曾經一時失足者或多或少都期待一個「重新做人」的機會，然而在陪伴戒毒者近20年的資深社工陳玟如看來，對台灣現有3萬名毒品犯來說，出獄以後想重新活著，好難。

5月18日立法院「人權普拉斯」講座，陳玟如說著她近20年來看見的戒毒者，那是一群最無助的人：想回歸社會並不容易，找工作沒人要用，想戒毒卻沒錢喝藥、就醫也要被指指點點，有人待在戒毒村裡不敢回家，害怕再把那個家「染黑」，有人辛苦戒毒卻被警察「釣魚」激怒，氣得打一針接著懊悔不已，也有人最終決定注入過量毒品直接揮別世界，「至少死前是開心的。」

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單是持有毒品就可判有期徒刑最高5年，而據台灣人權促進會提供資料，目前台灣監獄約6萬名受刑人裡，近半數是毒品犯。對待這3萬名尋常如你我的人類，社會要給他們重新來過還是直接滅絕？講座上，陳玟如的語調輕輕柔柔如同念故事一般，但那故事，是毒癮者一入監便「無法再活命」、絕望下一犯再犯的真實地獄。

「寧願被抓去關」　服勞動役下場是失去穩定收入

吸毒被抓到，便是萬劫不復的開端。雖然台灣司法讓一時衝動用藥者有補救機會，若能接受社區治療戒癮、做滿社會勞動役時數便可能得到「緩起訴」處分，多數人卻很難躲過被起訴的命運。據法務部「毒品施用者戒癮治療概況分析」，2008–2017年地檢署偵查終結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者只佔整體10.9%，意即有9成用藥者都被起訴了。

明明有機會免於被關，為何近9成用藥者做不到？陳玟如說，服社會勞動役會造成的第一個問題便是工作受影響，有些用藥者為了完成需求時數，原本有全職工作的也會變兼職，「前1、2個月可以，但後面會發現錢越來越不夠用」，申請生活補助也會有困難。

陳玟如曾經陪伴一名女性用藥者，服的勞動役是「剪草」，每天要曬太陽5~6小時，她一邊剪草一邊想：是不是進去關比較好？看著被抓去關的人剪草有錢拿、她自己每天辛苦卻沒錢，她想著：「到監所生活的話，我的生活會不會簡單一點？早知道我就進去關。」

努力不被抓去關的人想被關，真的被關的人則是非常想出來。「我以前去監所服務經驗，每個人都好想出來，一人不到1坪活動空間在裡面，天氣那麼熱真是滿辛苦的……」陳玟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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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社工陳玟如說，努力不被抓去關的人想被關，真的被關的人則是非常想出來。（台權會提供，施逸翔攝影）

很少人喜歡被剝奪自由的生活，被關過一次理應不會想再被關一次，但實際上，用藥者的再犯率是極高的。陳玟如指出，2014年衛福部數據顯示用藥者再犯率高達76.7%，整體有社會適應不良情況，再犯率也會隨離開監所的年份慢慢增加，離開1年者再犯率25%、2年41%、3年45%、4年54%。

「我在想，他們真的很了不起，可以撐到4年、5年才再犯罪，但社會會覺得是『假的』。」陳玟如嘆。明明知道蹲牢很苦，為何還是忍不住再次吸毒？問題或許在於，出獄是更大苦難的開始，讓這些人不得不再度用藥，麻痺痛苦。

出獄無一技之長只能做苦力活　社工體驗工地嘆「回去真很想用毒品」

出獄以後，更生人面臨的最大問題便是社會眼光，而社會眼光帶來的第一個求生困難便是「回家」。有些用藥者出獄後年事已高，想回家又被家人拒絕，「不敢回家」的更多，他們很害怕，怕曾經犯罪的自己會給家人困擾：

「他們有家不能回，必須在戒毒村淨化跟漂白，那是他們跟家人證明說『我們有意願戒毒』的漂白劑。但他們離開以後真的會回家嗎？對這些離開的用藥者來講，他們都很怕自己再把那個家庭染黑，他們都很不敢回家，總擔心『我若沒有真的站起來就回家......』他們怕給家人造成困擾。」

雖然政府有提供戒癮安置服務，但2014年安置服務盡提供224床，難以照顧到所有用藥者，住進去也像坐牢，3個月不能外出找工作、只能每天抄經冥想，「我有時候去那邊住，只住2–3天都會有一種出監的感覺，都想吃豬腳麵線。」無依無靠的更生人，便可能成為流落街頭，陳玟如曾參訪街友安置中心，那天她碰到的街友有7成以上是更生人。

若不想流落街頭，就要想辦法養活自己，但在社會眼光影響下，更生人要找工作並不簡單，毒品更生人更是。

想找工作要有一技之長，但95%職業訓練要求高中以上學歷，出來的用藥者則有3–4成僅國中畢業，不符職訓資格，只能從事洗碗、清潔、工地臨時工等勞動工作，選擇不多。陳玟如說，體力活對一些年事已高的更生人來說其實很難，他們可能有骨刺與各種慢性病，洗碗卻是一蹲7–8小時，做工就更難：

「我跟去工地做過啊，我在那邊蹲半天，我必須說，我回去真的很想用毒品！有人半年前因為骨刺開刀，我問他說『你想不想用毒品』，他說：『妳在考驗我喔？我當然會跟妳說不想啊！』」

許多僱主不想用毒品更生人，願意用的可能也深知這些人別無選擇，藉此加以剝削。一名花東工頭大姐曾告訴陳玟如，漢人工人價碼一天1200–1500元，原住民工與毒品更生人則是800–1000元，比起原住民來說大姐更愛用更生人，優點在於「好管」：「只要工人鬧事，可以立刻叫警察，只要不好管，她就會說：『你若再這樣假肖我就叫警察來，你自己是什麼身份你知道！』」

擴大「施用毒品罪醫療前置化」修法公聽會。（甘岱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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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想得愛滋，這樣我喝美沙冬就不用錢」

沒錢帶來的影響很多，例如沒錢戒毒。雖然法務部鼓勵服用「美沙冬」協助戒海洛因，但服藥要自費，因為愛滋感染者喝美沙冬費用低廉，有些藥癮者就會產生「好想得愛滋」這般念頭：

「他們會說：『老師，我好想得愛滋喔，這樣我喝美沙冬就不用錢。』愛滋藥癮者喝美沙冬很便宜，但非愛滋藥癮者喝每月2–3000，每月去喝的話有困難，但不穩定去喝，又不拿不到急難救助……」

陳玟如坦言，聽到有些藥癮者會「故意去染愛滋」時，她一開始是生氣的，但後來變成難過：「這是一種活不下去，所以要去染愛滋的狀況。」

毒品更生人想喝美沙冬戒毒很難，一般就醫也有障礙。陳玟如指出，從2013年大數據研究來看，毒品更生人的除了毒癮以外還有三高、慢性病問題，施用一、二級毒品（例如海洛因）者又比三、四級嚴重，且很少求助，問題出在就醫太難。

陳玟如曾經陪伴毒品更生人去看醫生，對被關10年以上的更生人來說，科技變遷的台灣彷彿另一個世界，他們無法理解「為什麼螢幕就可以掛號」，也會指著招牌說「都是英文，看不懂」，如果沒有人帶路他們根本不敢去醫院。

更嚴重的，社會眼光給毒品更生人的壓迫到醫院也躲不掉。陳玟如說，用藥者就算只是去看牙齒，醫生都會問：「有喝美沙冬嗎？有戒癮需求嗎？要不要幫你轉去精神科？」這些人可能有病痛急著要解，但醫生最在意的仍是「戒毒」：

「戒癮是整個醫療系統會非常、非常、非常關注的一個行為，要交代自己有沒有戒癮意願，若沒有的話，醫療資源沒辦法進來……我陪這群人到最後、治療資源無法取得的狀態下，他會改去求助藥局，藥局會提供比較好的止痛藥給他們，這過程中他們的疾病風險更高，只是止痛，沒有治療。」

「毫無悔意」再次用毒品之無奈：我沒上癮，只是用來止痛

一旦被貼上「毒蟲」的標籤，就一輩子躲不掉。陳玟如訪談數名用藥者發現，幾乎每個人的生活都很孤獨、很怕以前的事情被知道，雖然不是沒朋友，但也不敢去找以前一起用毒品的朋友。雖然可以用line跟一些朋友聯絡，但在警察掃毒績效掛帥的情況下，也常碰到「釣魚」，一氣之下就再次吸毒了：

「他們也會常遇到網路警察釣魚的狀況。他們說，我在網路上遇到釣魚，他一直問我有沒有用，後來他一陣拉扯完......他說，他那天晚上真的有跑去用，就想『為什麼還要一直問我』，就怒起來去用。我問他用完之後呢？他說他非常後悔，覺得沒有必要跟這些人賭氣，他很慶幸用完沒被警察臨檢到，不然，不知道自己用完會有怎樣的生活……」

「我覺得賭氣是人之常情，我們每個人生活都還是會有氣不過的時候，但這些朋友氣不過的時候，有觸犯法令的風險。」陳玟如嘆：「他們滿常在孤獨生活思考的問題就是：回去吸毒會不會比較好過？」陳玟如也曾問毒品更生人需要哪些資源，對方回：

「老師，我不需要什麼資源，只要不要那麼用力抓我。我沒有上癮，我只是要用來止痛，我只是想暫時忘記我身體裡面一些……好像我身體沒有病、我比較有工作的動力，好像用了藥會比較有工作的動力……」

長期的孤獨與無助，造就許多毒品更生人的「再犯」，或許在大眾看來再犯是「毫無悔意」，但對退無可退的人來說，這已是少數能暫忘痛苦的方式。陳玟如說，也有些人也會選擇注入過量毒品自殺，變成屍體的話，就再也不怕痛了：

「有些人非常痛苦，可能想說打一針下去，就不會那麼痛苦……有些人會跟我說『老師，我明天會在田裡，你會在報紙上看到我』，隔天我就會在報紙一小角看到什麼『毒蟲用藥過量死亡』……他們無法被醫治的疼痛，到最後只能用強而有力的海洛因止痛，讓他們覺得：嗯，至少死前是開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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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腦設計就是有弱點，痛苦時就想找地方躲起來。」

當用藥被視為一種「罪」，貼在用藥者身上的標籤似乎就永遠無法撕下，而很少人會去問背後的「為什麼」。講座上，民間司改會專案研究員林瑋婷便探問：

「我們常說台灣『毒品氾濫』，但這句話的基礎是什麼？不同族群有不同毒品使用狀況，砂石車司機用安非他命提神，有人用毒咖啡包減肥，精神病患用大麻減輕痛苦，使用大麻的狀況連他的醫生都會知道，使用這個好像比較可以解決他的痛苦……我們真的要更去瞭解說不同的人為什麼會去使用藥物，針對他們的狀況跟需求提供比較好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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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改會專案研究員林瑋婷表示，很少人會去問用毒品者背後的「為什麼」。（台權會提供，施逸翔攝影）

對於用藥者，社會主流傾向「重刑」，2017年修法也朝加重刑期方向發展，對此法務部檢察司主任檢察官聶眾坦言，不管立法院、整個社會生態都主張要重刑化，認定「他們是毒蟲，十惡不赦」，但他個人相當贊成用醫療方式來處理。

「我自殺也是自傷行為，但我自殺有沒有罪？沒有罪。施用藥物也是自傷行為，自己沒辦法控制的行為，我們到底要不要用刑法來處罰他？」聶眾說。

衛福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司長諶立中則說，應對毒品是一場打不完的戰爭，只要有人類的存在，毒品就不可能消失，「人類大腦設計就是這樣子啊，就會有弱點，痛苦的時候就會想個地方躲起來。」

為了逃避痛苦，有些人選擇以吸毒暫時止痛，但清醒過後要面對的就是萬劫不復。這時應該要直接消滅毒品犯，還是整體來改善這些人的痛苦呢？對於毒品更生人，社工的目標是讓他們「復元」回歸社會，而陳玟如曾問用藥者「復元是什麼」，對方回：「可以好好過生活，就是復元啊！」

「回家看我那些書，我就想，這一句話把全部都KO掉了。」陳玟如強調，復元不只是「復發預防」，不只是阻止這些人再用藥，還要顧及其健康、家庭等有生活品質上的提升，「如果能讓這些人的生活品質跟一般人的差距不要那麼高，更能象徵我整個系統對戒癮者的生活有改善──那就是我一開始的目標，讓他們好好過生活。」

「好好過生活」，這句話再簡單不過，但若社會不給用藥者一個活命的機會、重新活過的機會，又該如何「生活」呢？陳玟如近20年看見的用藥者悲歌，在標籤被撕下前，仍會持續在當今近3萬名毒品犯未來的人生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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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機用安非他命提神、精神病患呼麻止痛　「重刑」無法消滅的毒品犯之癮

台北市刑大，查獲毒品咖啡包，竟有人使用毒品咖啡包減肥。（蘇仲泓攝）

吸了毒，就是十惡不赦嗎？2017年末政院送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修正草案大幅加重毒品犯相關刑期，今（2018）年3月行政院長賴清德也強調不會毒品除罪化，而是「加重刑責」，然而5月18日下午台灣人權促進會於立院舉行之「人權普拉斯」講座，指出大眾或許未曾思考過的毒癮者面貌。

「我們常說台灣『毒品氾濫』，但這句話背後的基礎是什麼？」民間司改會林瑋婷指出，使用毒品的因素很多，例如砂石車司機會用安非他命提神，有些想減肥的人會使用「毒咖啡包」，也有精神病患用大麻減輕痛苦、甚至醫師知情。

而資深社工陳玟如分享，吸毒被抓、坐牢出獄後，毒品更生人面臨的是找不到工作、無法回家、甚至連看醫生也沒辦法的絕望日常，甚至有更生人乾脆注射過量毒品結束生命：「有些人非常痛苦，可能想說打一針下去，就不會那麼痛苦……他們無法被醫治的疼痛，到最後只能用強而有力的海洛因止痛，讓他們覺得：嗯，至少死前是開心的。」

「吸海洛因的人就算關20年出去，看到白色粉末還是會興奮。」衛福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司長諶立中一句話，點出毒癮戒除的登天之難。而面對這般艱難，要以重刑撲滅所有吸毒者，還是有其他解方？一場講座，道盡「重刑」也難解的毒品犯悲歌。

吸安是「提神」、販毒真相是「合購」　常人難想像的毒品犯真實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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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犯究竟是如何出現的？民間司改會專案研究員林瑋婷表示，光是「使用」就有很多原因：「不同族群有不同毒品使用狀況，砂石車司機用安非他命提神，有人用毒咖啡包減肥，精神病患用大麻減輕痛苦，使用大麻的狀況連他的醫生都會知道，使用這個好像比較可以解決他的痛苦……」

販運毒品最高可處無期徒刑或死刑，在大眾眼中或許是罪大惡極、為了賺大錢而害人、要判重刑才不會再賣，但王瑋婷說，民間司改會最常接觸到的申訴案就是販毒，販毒原因其實超出典型想像。

其中一種販毒樣態是「合購」，一起買會比較便宜，所以合購主負責轉交藥品再收錢，「我當然不可能免費給他，他給我錢，有時候會被當成販賣」，或是「用不習慣而轉手」，或是親友互調，「今天沒了就去跟誰拿一些，他都沒跟我拿錢也不太好意思，所以就給他一些錢。」

2017年12月行政院送出「新世代反毒」相關法案，混合毒品、販運給孕婦刑期可加重至2分之1，對此林瑋婷批：「現在監獄已經塞不下了，販賣一、二級毒品甚至加重到比殺人還嚴重！」

對於孕婦用毒，林瑋婷指出，其實很多孕婦在懷孕前就是用藥者，懷孕後雖然會停藥，但可能出現戒斷症狀：「用藥者很難在正規醫療體系尋求協助，會影響身體會流產。這時提供毒品的是誰？大家可能想說他很壞、害了這孕婦，但這跟大家想像不一樣，這人可能是她的朋友、她的支持網絡……」

「只要人類存在，毒品不可能消失」1930年代美國禁酒令前車之鑑

施用毒品確實影響深遠，衛福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司長諶立中即說：「吸海洛因的人就算關20年出去，看到白色粉末還是會興奮，你一旦成癮一輩子會戒不掉，心裡有隻魔鬼會不斷誘惑你：『再去用一次好不好？那感覺很好！』你必須拿個蒼蠅拍把他打掉，但你碰到痛苦的事情時很容易就會掉回去……」

諶立中坦言，應對毒品是一場打不完的戰爭，只要有人類的存在，毒品就不可能消失：「人類大腦設計就是這樣子啊，就會有弱點，痛苦的時候就會想個地方躲起來。」

衛福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長諶立中說，應對毒品是一場打不完的戰爭，只要有人類存在，毒品就不可能消失。（台權會提供，施逸翔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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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真能完全禁絕嗎？諶立中以1930年代美國實施「禁酒令」為例，禁酒的話人們似乎就不會酒後失控、不會開車出車禍了，然而完全禁酒後，「黑道跑進來地下化，禁酒後大家反而去做別的事情，社會變更差……很多事情要討論到人性，不是所有人都長某個樣子，要考慮到罪惡面、心裡有個魔鬼，人人有不同想法。」

服務於國家衛生研究院的精神科醫師王聲昌則舉例，由於歐洲對搖頭丸查禁「太成功」，藥頭無路可退，研發出PMA、PMMA等效果類似的混合藥物，但多重藥物反而更危險，就像禁酒令時期「大家去喝清潔劑啊、亢奮劑啊，反而更常喪命」。王聲昌認為，提供安全純化的藥物MDMA給登記的使用者，其實反而是比較安全的作法。

「我們能不能比較穩定執法，不要暴衝？」警方強力掃毒背後問題

對於如何改善毒品使用狀況，林瑋婷認為比較務實的目標是「減少傷害」：「大家不是基於惡意去做這件事情，但非預期後果可能造成傷害。」目前評量社工服務毒品更生人的指標是「毒品不再施用」，林瑋婷也說，這其實會讓社工很挫折，若是改成「用藥周期有沒有拉長」比較合理，也能讓第一線工作者去思考改善了什麼。

在警界掃毒績效掛帥的情況下，有些警察會利用「網路釣魚」釣出毒癮者，而資深社工陳玟如說，有些毒品更生人一直被警察問，氣不過，可能一氣之下就去吸毒了：

「他們說，我在網路上遇到釣魚，他（警察）一直問我有沒有用，後來他一陣拉扯完......他說，他那天晚上真的有去用，就想『為什麼還要一直問我』，怒起來去用。我問他用完之後呢？他說他非常後悔，覺得沒有必要跟這些人賭氣，他很慶幸用完沒被警察臨檢到，不然，不知道自己用完會有怎樣的生活……」

更生人戒毒、找工作、回歸社會都需要時間，而林瑋婷指出，掃毒有時候會破壞更生人慢慢回復的生活：「叫大家不要掃毒好像是很困難的事情……我們能不能比較穩定地執法，不要暴衝？」

「好好過生活就是復原啊」　藥癮者真正需要的幫助是這樣

對於用藥者，社會主流傾向「重刑」，法務部檢察司主任檢察官聶眾坦言，不管立法院、整個社會生態都主張要重刑化，認定「他們是毒蟲，十惡不赦」，但他個人相當贊成用醫療方式來處理。「我自殺也是自傷行為，但我自殺有沒有罪？沒有罪。施用藥物也是自傷行為，自己沒辦法控制的行為，我們到底要不要用刑法來處罰他？」聶眾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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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聶眾也主張，用司法給毒品施用者「施加一點點壓力」，對戒毒有幫助：「我們私底下問一些醫療專家，如果將施用毒品除罪化，贊成嗎？他們說如果除罪化他們完全無法控制那個場面，如果（戒癮）這過程中有一點司法壓力，對戒除毒癮有一點幫助……」

法務部檢察司主任檢察官聶眾認為，用司法給毒品施用者「施加一點點壓力」，對戒毒有幫助。（台權會提供，施逸翔攝影）

陳玟如指出，近年國外對毒癮者有「復元」觀點，對待用藥者不只要「戒癮」，也要協助其健康、家庭及社會生存的「生活重建」。

陳玟如曾問毒品更生人「復元」是什麼，對方回：「好好過生活就是復原啊！」對此，陳玟如嘆：「回家看的我那些書，我就想，這一句話把全都KO掉了……復元不是只有做復發預防，而是一個動態性發展的階段性任務，如果能讓這些人的生活品質跟一般人的差距不要那麼高，更能象徵我整個系統對戒癮者的生活改善，那就是我一開始的目標──讓他們好好過生活。」

「用藥不只是生理上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網絡的問題。」時代力量黨秘書長陳惠敏表示，她的博士論文就是做毒品研究，發現毒品問題是個「階級問題」。林瑋婷指出「我們身邊用藥者沒那麼少」，但陳惠敏自認成長過程看不到用藥者，直到做研究去訪談、得知有人第一次用藥是在小學時，「那時我很驚訝，在同一物理空間、時間下，有不同的人生在發生……」

精神科醫師王聲昌表示，現任總統蔡英文曾於2015年在野時提出「應該要把藥癮者看成病人，不是罪犯」，不涉及販毒的成癮者應被視為「病人」、「受害者」。王聲昌強調，多元處遇模式建立、人才培訓、成癮醫療模式建立是當務之急，同時也要有費用補助計畫，「不只藥癮者要有治療動機，服務者也要有動機讓他去做，這要有穩定的財務去支持。」人人使用毒品原因各自不同，王聲昌認為要「復元」階段也要以多元策略去滿足不同個案狀況。

simonho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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