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二二八事件，公賣局台北分局（位於今重慶南路）前圍著大批抗議的民眾。（圖/wikimedia commons）

「20名學生被割下雙耳與鼻子後再用刺刀刺死，每天都有被殺死丟到河裡或海中的屍體漂到岸邊，他在3月21日即親眼見到3具浮屍。一位外國人看到憲兵用刺刀刺殺一位騎腳踏車的男孩，只因他沒有立即停下來……這裡的海潮，日復一日沖刷著殘缺不全、遭中國憲兵屠殺而遇害的台灣青年屍體……」

近40年前，德國記者尤爾根·辛茲彼得（Jürgen Hinzpeter）在一名計程車司機協助下深入戒嚴時期韓國，見冒死帶回「光州事變」第一手影像記錄，向世界揭發政府鎮壓平民、無差別開槍射殺等暴行。辛茲彼得與計程車司機的事蹟被改編為電影《我只是一個計程車司機》，2017年於台灣上映叫好又叫座，BBC中文網記者劉子維則撰文探問：兩岸三地也可能拍出這樣的電影嗎？

台灣並不是沒有類似故事。早在2008年，長期研究美國典藏二二八檔案之學者蘇瑤崇於〈二二八事件的媒體宣傳戰〉一文寫到，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血腥鎮壓，儘管國民政府極力封鎖新聞、婉拒外國記者至台灣採訪， 3月19日，一名美國記者鮑威爾（John W. Powell）仍悄然到達台灣，報導引起世界熱議，今（2018）年出版之《解密‧國際檔案的二二八事件》一書亦有節錄。

畫家黃榮燦曾以版畫《恐怖的檢查》對二二八事件受難者表示同情，並在數年後被情治人員逮捕、羅織叛亂罪名處死（圖/wikimedia commons）

二二八事件並不只發生在2月28日這一天，3月國民政府軍隊登台後，鮑威爾看見的是這樣的場面：20名學生被割下雙耳與鼻子後再用刺刀刺死、少女被誣指為「共黨」開槍射殺，每一天，海潮都沖刷著殘破不全的青年屍體……

台灣記者遭逮捕 當局造假新聞「外省孕婦被日本武士刀對準頭部插入」

1947年3月國民政府開始「清鄉」鎮壓造成槍聲四起、平民橫屍街頭，然而，當時台灣媒體幾乎被迫噤聲。據蘇瑤崇引述之〈台北報界遭逢厄運〉報導，3月9日《民報》工廠被大批軍警搗毀，5家報館遭警備司令總部封閉，罪名為「共黨份子」、「挑撥政府與民眾之間情感」、「深中日本毒化思想」、「叛國」等，其中《人民導報》宋裴如遭槍決，其餘遭捕報社工作人員皆生死未卜。

蘇瑤崇指出，當局不僅禁止報導真實鎮壓情況，也刻意捏造「外省人3、4000人被殺」等系列假消息，將「暴民」標籤貼於台灣人之上。例如戰後遭國民政府接收、常製造假新聞之《申報》，即在4月1日連載以下內容：

「⋯找外省人施以毆打，⋯重則斃命，輕亦在殘廢之列，雖婦孺孕婦，亦無一倖免。據記者所知，一數歲之兒童隨其母出街，途遇暴徒，用刀將其母之嘴割裂至耳，復將衣服剝光，痛毆垂斃拋之於水溝。其子被用刀扭轉面部倒置背後，即時氣絕斃命，又一小孩被其雙足捧起倒吊，將頭部猛向地上碰擊，至頭破髓流而甘心。又一將兩小孩之頭互為碰撞，至頭血橫流，而引為快事。又一孕婦亦被暴徒用日本之武士刀對準頭部插入，即時兩命嗚呼，此種狼毒手段，不勝枚舉……」

二二八事件裡，實際上有多少外省人遇害？蘇瑤崇寫到，台灣人確實有毆打外省人的狀況，各地死亡外省人則為33人，同一時期軍警也不斷巡邏、向民眾開槍。

至於《國際檔案的二二八事件》一書收錄、1947年3月3日美國領事步雷克書寫報告裡則提到，二二八期間有7名外省人逃進美國領事館時，遭憤怒群眾扔了一塊石頭，但民眾扔一顆石頭後就迅速解散，表示不想打擾美國領事館。步雷克見到的台灣人，並非國民政府所述全然失控之「暴民」。

二二八真實情況為何，一開始外國媒體無從得知。蘇瑤崇寫到，最初英文報紙多引述中國「中央社」消息，內容與國民黨系報紙類似，然而3月10日台灣旅滬請願團召開記者會、控訴中國軍隊屠殺台灣人民，開始引起外國媒體注意。

3月12日，中宣部長彭學沛召開記者會回應請願內容，也表示「台灣未靖」、不希望外國記者到台灣採訪，儘管如此，美國《The China Weekly Review》鮑威爾仍於3月19日抵台、27日離去，報導於29日出刊後受國際媒體廣泛引用。

據《國際檔案的二二八事件》收錄1947年3月28日澳洲南京使館報告（編號NK36/47），時任國防部長白崇禧將二二八定調「暴動」，認為係日本51年殖民統治對台灣人「灌輸惡毒思想」，造成台灣人反抗中國政府與人民、超過1000名外省官員及眷屬遭殺害及受傷，然而，美國記者鮑威爾如此描述事件起因：

「陳儀結合了詭計與恐怖統治，在中國或國民黨的歷史上可能無人能敵，他已實際壓制了台灣的叛亂活動；由於為期一年半明目張膽的暴政，台灣人受到的壓榨與壓迫，甚遠於日本統治時期，因而在2月28日群起反抗中國政權……」

鮑威爾3月19日至27日待在台灣的期間，動亂仍持續在鄉間發生，而鮑威爾寫到，因為國民政府封鎖新聞，讓鎮壓事件不為外人所知：「因為省內新聞審查制度與通信條件匱乏，才讓這起加諸於和平、無武裝的一般民眾之全面令人難以置信的鎮壓事件不為外人所知，即便中國也不太了解這裡的實際情況。」

3月1日起全台灣開始抗爭後，各地仕紳與領袖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盼與政府和平談判，鮑威爾寫到，時任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表面同意改革，實則在雙方停戰期間增強兵力，接著血洗台北長達5日之久：「當部隊3月8日從大陸開到台灣，陳長官卻逮捕處委會委員，接著開始血洗，部隊則是見到台灣人就開槍……」

「中國軍隊以最難以想像的暴虐手段，對付暴動的台人。」據《國際檔案的二二八事件》收錄澳聯社引用之報導，鮑威爾在台灣看見的是這般情景：

「事變之始，長官公署派出機動部隊，用達姆彈機槍對付有所遇到的團體，保守估計約5000人死亡……外國目擊者告訴我，他們看到20多位鄉下青年被殘害折磨，然後以刺刀處刑後丟入溪中，另一位西方人還目擊軍隊搜索民宅，大肆掃射任何前來應門的民眾。」

澳洲南京使館引述鮑威爾的文字則是：

「這裡的海潮，日復一日沖刷著殘缺不全、遭中國憲兵屠殺而遇害的台灣青年屍體……雖然不可能查明在陳儀政權下遇害的確切人數，但保守估計應在5000人左右，另有數千人遭關押。據報，其中會有很多人遭到處決。」

學者蘇瑤崇的論文，則這般描述鮑威爾所寫：

「軍人搶劫、刑求與殺人之事，在台北多到數不盡。一位從高雄來的外國人，看到上千臺灣人，雙手被鐵絲反綁，深絞至肌肉中，然後被拖到監獄中；也看到軍人朝窗戶外開槍，當問及為何開槍時，軍人回答說遭共產黨攻擊，但他實際看到的，卻是一位女孩被擊倒在地……」

「台北與基隆有20名學生被割下雙耳與鼻子後再用刺刀刺死，每天都有被殺死丟到河裡或海中的屍體漂到岸邊，他在3月21日即親眼見到3具浮屍。一位外國人看到憲兵用刺刀刺殺一位騎腳踏車的男孩，只因他沒有立即停下來；另位台北外國人看到軍隊挨家搜索、恣意的朝開門的人開槍，共有5戶遭殃；有更多外國人看到軍隊卡車載著機關槍，隨到之處任意射殺市民與人群……」

在二二八事件消息遭封鎖的當下，鮑威爾親赴台灣寫下的報導震撼世界，而《國際檔案的二二八事件》一書收錄美國領事步雷克書寫的一系列報告，也讓美國正視國民政府血腥鎮壓問題。儘管二二八消息遭官方封鎖、定調為台灣人屠殺外省人之暴亂，在台外國人也以不同的角度看見台灣、寫下當時種種。

蘇瑤崇於〈二二八的媒體宣傳戰〉一文詳細梳理1947年3月1日至4月31日的各路報紙檔案，於結論感嘆國民黨政府「透過歪曲事件真相、『指鹿為馬』的宣傳方式，達到顛倒是非以為自己辯護之目的」。

蘇瑤崇寫到，時至今日，仍有人相信二二八事件裡外省人死傷比台灣人更多、更慘烈，例如《申報》所述台灣人以武士刀殘殺外省孕婦等書寫，而研究國民政府「媒體宣傳戰」與外國人見證的意義，便是突顯國民黨系報紙抹黑二二八事件之問題、了解背後政府隱藏之動機。

70年前的外國報導，讓國際看見二二八實情，70年後的今日，諸多外國檔案也能讓台灣人更加了解過去。今年2月22日《國際檔案的二二八事件》新書發表會上，參與此書編纂的蘇瑤崇即點出外國檔案之重要性，表示美國檔案清晰記載過去中文檔案「刻意避而不談」的二二八事件前夕民怨、可見中文檔案隱藏的歷史事實與問題，應啟動國家級美國檔案徵集計畫，補足台灣歷史面向。

儘管鮑威爾的報導並不是台灣的「新聞」，早在2008年蘇瑤崇的研究裡便提及，然而日前媒體引用《國際檔案的二二八事件》一書資料、提到國民政府軍隊使用非人道武器「達姆彈」鎮壓群眾時，仍引起輿論嘩然。

真相未明前，「過去」從來就不只是過去，二二八事件發生至今70年，台灣人仍有太多不知道的過去。台灣是否也能像韓國一樣、拍出類似《我只是一個計程車司機》這般響譽國際的歷史電影？答案，或許便藏在尚未完全撥雲見日、可能連台灣人自身都不太清楚的過去裡。

二二八事件時，有一群年輕人選擇舉槍守衛家鄉、讓手無寸鐵民眾躲過無差別屠殺，例如台中地區之「二七部隊」。（取自台灣回憶探險團臉書）

二七部隊究竟是誰人參與？人數方面，二七部隊副官古瑞雲說有200多人，警備總部估計400多人，部隊長鍾逸人說有3、4000人，而蘇瑞鏘表示有數百名之眾，但爬梳檔案史料、情治機關文獻、《二二八事件辭典》與相關學術著作後，僅能確知54人的姓名、經歷與日後遭遇。

關於參與者政治背景，雖然當初二七部隊領導者之一為台共謝雪紅，但據蘇瑞鏘整理，成員多半為學生與青年，僅謝雪紅、楊克煌、林兌等具共產黨背景。

參與二七部隊者多有極高學經歷，例如吳崇雄曾赴留學東京醫學專門學校、葉文炳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黃信卿畢業於早稻田大學又擔任過日本關東軍少尉，也有媒體工作者李喬松、《和平日報》記者蔡鐵城等，隊長鍾逸人也曾任阿里山樂野國小校長，在當時社會皆是知識菁英。

至於二七部隊事蹟，據蘇瑞鏘整理，二七部隊曾有成員埋伏於台中后里大安溪鐵橋橋畔、準備在國民政府軍隊二十一師列車經過時炸毀鐵橋，也曾將二十一師引入埔里，在日月潭、烏牛欄曾發生激戰，場場都是荷槍實彈，只是最後，扼守烏牛欄橋的黃金島小隊因無法支撐下去而宣佈解散。這一連串過程，被蘇瑞鏘評價為「這些滿腔熱血的台灣青年，為了共同的理想而參與二七部隊的抵抗行動」。

即便自首或自新也未必能安然度日，蘇瑞鏘舉例，例如前建國工藝學校董事長林西陸被捕自新後又被抓2次，曾在日治時期被調到菲律賓當軍伏的陳列珍，則是自新後於1950年又遭控叛亂，坐牢近34年。

選擇繼續對抗者，可能加入當時中國共產黨在台地下組織對抗國民黨政權，例如省工委等組織，但1950年代因涉入省工委案遭判10年的黃華昌也曾於回憶錄強調「我對共產黨未曾有過好感，只是一心想打倒踐踏台灣人的中國國民黨政權而已」。而在白色恐怖時期，轉進中共地下黨的二七部隊成員大多難逃整肅，例如施部生、呂煥章、古瑞明等便遭判處死刑。

至於逃亡異鄉者，蘇瑞鏘表示大多逃亡至中國，雖然躲過白色恐怖，卻躲不過共產黨「紅色恐怖」，謝雪紅、楊克煌、古瑞雲、何集淮、黃信卿、石朝輝等皆遭批鬥，其中謝雪紅多次遭打成右派遭紅衛兵抄家羞辱，何集淮則在1960被押至江西勞改，1974年吐血身亡。

二二八事件時就讀台大經濟系的盧伯毅則是逃亡至韓國，身份為非法居留，後半生落魄潦倒，1987年曾寫信回台表示想見妻女，結果是妻子避不見面、長女內心仍有怨懟，在1988年過世。對於逃亡異鄉者境遇，蘇瑞鏘寫到：「雖不再受到國民黨當局的政治迫害，然其往後的人生際遇卻未必一帆風順。」

對於二七部隊這段歷史，蘇瑞鏘在《青春二二八》新書發表會感嘆：「我本身是台中人，很慚愧過去不知道二七部隊的歷史……這些年輕的台灣志士們為了抵抗國民黨所做犧牲奉獻，無論如何都該被記錄在台灣的史冊裡。」

該書主編、東華大學華文系副教授楊翠則言，雖然二七部隊這研究題目在學術界非常邊緣、難進期刊，但若轉型正義連這麼一個歷史細節都沒搞清楚，很難徹底，出版《青春二二八》一書不只是希望釐清二七部隊細節，也是希望讓年輕人聆聽過去歷史，「若是只有人一直說，沒有人聆聽，那是沒辦法和解的。」

楊翠也說，二七部隊都是青春的靈魂，具台灣歷史象徵性的青春意義，「他們的青春有很多層的意義，其中一層就是起身對抗暴力」，高度稱許二七部隊。於該書序言，楊翠寫到：「感謝他們在台灣史上的黑暗時刻挺身而出、爆發黑暗、尋求微光，為我們開創了一條朝向政治自主與文化主體的新道路。」

作家李喬曾於2016年「重現二七部隊」研討會演說時表示，找出歷史真相是台灣人人格重建和社會和諧的基礎：「如果遺忘了，我們便有罪、形同幫兇，這很嚴重喔。」而2017年出版的《青春二二八》一書，便是拒絕遺忘、挖掘歷史細節，也如主編楊翠所言，在二二八事件與二七部隊成立70年之際，「向這些歷史上的青春魂體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