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記者直擊血腥二二八

folee2008

美國記者直擊血腥二二八

：學生遭割雙耳鼻子再刺死、海潮日日沖刷殘破屍體…

1947年二二八事件，公賣局台北分局（位於今重慶南路）前圍著大批抗議的民眾。（圖/wikimedia commons）

「20名學生被割下雙耳與鼻子後再用刺刀刺死，每天都有被殺死丟到河裡或海中的屍體漂到岸邊，他在3月21日即親眼見到3具浮屍。一位外國人看到憲兵用刺刀刺殺一位騎腳踏車的男孩，只因他沒有立即停下來……這裡的海潮，日復一日沖刷著殘缺不全、遭中國憲兵屠殺而遇害的台灣青年屍體……」

近40年前，德國記者尤爾根·辛茲彼得（Jürgen Hinzpeter）在一名計程車司機協助下深入戒嚴時期韓國，見冒死帶回「光州事變」第一手影像記錄，向世界揭發政府鎮壓平民、無差別開槍射殺等暴行。辛茲彼得與計程車司機的事蹟被改編為電影《我只是一個計程車司機》，2017年於台灣上映叫好又叫座，BBC中文網記者劉子維則撰文探問：兩岸三地也可能拍出這樣的電影嗎？

台灣並不是沒有類似故事。早在2008年，長期研究美國典藏二二八檔案之學者蘇瑤崇於〈二二八事件的媒體宣傳戰〉一文寫到，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血腥鎮壓，儘管國民政府極力封鎖新聞、婉拒外國記者至台灣採訪， 3月19日，一名美國記者鮑威爾（John W. Powell）仍悄然到達台灣，報導引起世界熱議，今（2018）年出版之《解密‧國際檔案的二二八事件》一書亦有節錄。

畫家黃榮燦曾以版畫《恐怖的檢查》對二二八事件受難者表示同情，並在數年後被情治人員逮捕、羅織叛亂罪名處死（圖/wikimedia commons）

二二八事件並不只發生在2月28日這一天，3月國民政府軍隊登台後，鮑威爾看見的是這樣的場面：20名學生被割下雙耳與鼻子後再用刺刀刺死、少女被誣指為「共黨」開槍射殺，每一天，海潮都沖刷著殘破不全的青年屍體……

台灣記者遭逮捕 當局造假新聞「外省孕婦被日本武士刀對準頭部插入」

1947年3月國民政府開始「清鄉」鎮壓造成槍聲四起、平民橫屍街頭，然而，當時台灣媒體幾乎被迫噤聲。據蘇瑤崇引述之〈台北報界遭逢厄運〉報導，3月9日《民報》工廠被大批軍警搗毀，5家報館遭警備司令總部封閉，罪名為「共黨份子」、「挑撥政府與民眾之間情感」、「深中日本毒化思想」、「叛國」等，其中《人民導報》宋裴如遭槍決，其餘遭捕報社工作人員皆生死未卜。

蘇瑤崇指出，當局不僅禁止報導真實鎮壓情況，也刻意捏造「外省人3、4000人被殺」等系列假消息，將「暴民」標籤貼於台灣人之上。例如戰後遭國民政府接收、常製造假新聞之《申報》，即在4月1日連載以下內容：

「⋯找外省人施以毆打，⋯重則斃命，輕亦在殘廢之列，雖婦孺孕婦，亦無一倖免。據記者所知，一數歲之兒童隨其母出街，途遇暴徒，用刀將其母之嘴割裂至耳，復將衣服剝光，痛毆垂斃拋之於水溝。其子被用刀扭轉面部倒置背後，即時氣絕斃命，又一小孩被其雙足捧起倒吊，將頭部猛向地上碰擊，至頭破髓流而甘心。又一將兩小孩之頭互為碰撞，至頭血橫流，而引為快事。又一孕婦亦被暴徒用日本之武士刀對準頭部插入，即時兩命嗚呼，此種狼毒手段，不勝枚舉……」

folee2008

二二八事件裡，實際上有多少外省人遇害？蘇瑤崇寫到，台灣人確實有毆打外省人的狀況，各地死亡外省人則為33人，同一時期軍警也不斷巡邏、向民眾開槍。

至於《國際檔案的二二八事件》一書收錄、1947年3月3日美國領事步雷克書寫報告裡則提到，二二八期間有7名外省人逃進美國領事館時，遭憤怒群眾扔了一塊石頭，但民眾扔一顆石頭後就迅速解散，表示不想打擾美國領事館。步雷克見到的台灣人，並非國民政府所述全然失控之「暴民」。

美國記者3月下旬抵台 仍見鎮壓不斷：台灣人受到壓榨甚於日本統治時期

二二八真實情況為何，一開始外國媒體無從得知。蘇瑤崇寫到，最初英文報紙多引述中國「中央社」消息，內容與國民黨系報紙類似，然而3月10日台灣旅滬請願團召開記者會、控訴中國軍隊屠殺台灣人民，開始引起外國媒體注意。

3月12日，中宣部長彭學沛召開記者會回應請願內容，也表示「台灣未靖」、不希望外國記者到台灣採訪，儘管如此，美國《The China Weekly Review》鮑威爾仍於3月19日抵台、27日離去，報導於29日出刊後受國際媒體廣泛引用。

據《國際檔案的二二八事件》收錄1947年3月28日澳洲南京使館報告（編號NK36/47），時任國防部長白崇禧將二二八定調「暴動」，認為係日本51年殖民統治對台灣人「灌輸惡毒思想」，造成台灣人反抗中國政府與人民、超過1000名外省官員及眷屬遭殺害及受傷，然而，美國記者鮑威爾如此描述事件起因：

「陳儀結合了詭計與恐怖統治，在中國或國民黨的歷史上可能無人能敵，他已實際壓制了台灣的叛亂活動；由於為期一年半明目張膽的暴政，台灣人受到的壓榨與壓迫，甚遠於日本統治時期，因而在2月28日群起反抗中國政權……」

folee2008

鮑威爾3月19日至27日待在台灣的期間，動亂仍持續在鄉間發生，而鮑威爾寫到，因為國民政府封鎖新聞，讓鎮壓事件不為外人所知：「因為省內新聞審查制度與通信條件匱乏，才讓這起加諸於和平、無武裝的一般民眾之全面令人難以置信的鎮壓事件不為外人所知，即便中國也不太了解這裡的實際情況。」

20180222-「解密．國際檔案的二二八事件：海外檔案選譯」台北場次新書發表會，(左起)中研院台灣史研所杜正宇、國史館館長吳密察、靜宜大學教授蘇瑤崇。（陳明仁攝）


「海潮日復一日沖刷著殘缺不全、遭中國憲兵屠殺而遇害的台灣青年屍體…」

3月1日起全台灣開始抗爭後，各地仕紳與領袖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盼與政府和平談判，鮑威爾寫到，時任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表面同意改革，實則在雙方停戰期間增強兵力，接著血洗台北長達5日之久：「當部隊3月8日從大陸開到台灣，陳長官卻逮捕處委會委員，接著開始血洗，部隊則是見到台灣人就開槍……」

「中國軍隊以最難以想像的暴虐手段，對付暴動的台人。」據《國際檔案的二二八事件》收錄澳聯社引用之報導，鮑威爾在台灣看見的是這般情景：

「事變之始，長官公署派出機動部隊，用達姆彈機槍對付有所遇到的團體，保守估計約5000人死亡……外國目擊者告訴我，他們看到20多位鄉下青年被殘害折磨，然後以刺刀處刑後丟入溪中，另一位西方人還目擊軍隊搜索民宅，大肆掃射任何前來應門的民眾。」

澳洲南京使館引述鮑威爾的文字則是：

「這裡的海潮，日復一日沖刷著殘缺不全、遭中國憲兵屠殺而遇害的台灣青年屍體……雖然不可能查明在陳儀政權下遇害的確切人數，但保守估計應在5000人左右，另有數千人遭關押。據報，其中會有很多人遭到處決。」

學者蘇瑤崇的論文，則這般描述鮑威爾所寫：

「軍人搶劫、刑求與殺人之事，在台北多到數不盡。一位從高雄來的外國人，看到上千臺灣人，雙手被鐵絲反綁，深絞至肌肉中，然後被拖到監獄中；也看到軍人朝窗戶外開槍，當問及為何開槍時，軍人回答說遭共產黨攻擊，但他實際看到的，卻是一位女孩被擊倒在地……」

「台北與基隆有20名學生被割下雙耳與鼻子後再用刺刀刺死，每天都有被殺死丟到河裡或海中的屍體漂到岸邊，他在3月21日即親眼見到3具浮屍。一位外國人看到憲兵用刺刀刺殺一位騎腳踏車的男孩，只因他沒有立即停下來；另位台北外國人看到軍隊挨家搜索、恣意的朝開門的人開槍，共有5戶遭殃；有更多外國人看到軍隊卡車載著機關槍，隨到之處任意射殺市民與人群……」

70年前美國報導讓世界看見台灣 70年後外國檔案讓台灣人了解自己

在二二八事件消息遭封鎖的當下，鮑威爾親赴台灣寫下的報導震撼世界，而《國際檔案的二二八事件》一書收錄美國領事步雷克書寫的一系列報告，也讓美國正視國民政府血腥鎮壓問題。儘管二二八消息遭官方封鎖、定調為台灣人屠殺外省人之暴亂，在台外國人也以不同的角度看見台灣、寫下當時種種。

蘇瑤崇於〈二二八的媒體宣傳戰〉一文詳細梳理1947年3月1日至4月31日的各路報紙檔案，於結論感嘆國民黨政府「透過歪曲事件真相、『指鹿為馬』的宣傳方式，達到顛倒是非以為自己辯護之目的」。

folee2008

蘇瑤崇寫到，時至今日，仍有人相信二二八事件裡外省人死傷比台灣人更多、更慘烈，例如《申報》所述台灣人以武士刀殘殺外省孕婦等書寫，而研究國民政府「媒體宣傳戰」與外國人見證的意義，便是突顯國民黨系報紙抹黑二二八事件之問題、了解背後政府隱藏之動機。

70年前的外國報導，讓國際看見二二八實情，70年後的今日，諸多外國檔案也能讓台灣人更加了解過去。今年2月22日《國際檔案的二二八事件》新書發表會上，參與此書編纂的蘇瑤崇即點出外國檔案之重要性，表示美國檔案清晰記載過去中文檔案「刻意避而不談」的二二八事件前夕民怨、可見中文檔案隱藏的歷史事實與問題，應啟動國家級美國檔案徵集計畫，補足台灣歷史面向。

靜宜大學教授蘇瑤崇表示，應啟動國家級美國檔案徵集計畫，補足台灣歷史面向。（陳明仁攝）

儘管鮑威爾的報導並不是台灣的「新聞」，早在2008年蘇瑤崇的研究裡便提及，然而日前媒體引用《國際檔案的二二八事件》一書資料、提到國民政府軍隊使用非人道武器「達姆彈」鎮壓群眾時，仍引起輿論嘩然。

真相未明前，「過去」從來就不只是過去，二二八事件發生至今70年，台灣人仍有太多不知道的過去。台灣是否也能像韓國一樣、拍出類似《我只是一個計程車司機》這般響譽國際的歷史電影？答案，或許便藏在尚未完全撥雲見日、可能連台灣人自身都不太清楚的過去裡。

folee2008

二二八事件時，有一群年輕人選擇舉槍守衛家鄉、讓手無寸鐵民眾躲過無差別屠殺，例如台中地區之「二七部隊」。（取自台灣回憶探險團臉書）

一代菁英為何在70年前選擇舉槍與國民政府軍隊對抗？1947年3月，國民政府派兵來台展開「清鄉」造成大量民眾傷亡，成為70年來難解的二二八悲劇，然而，也有一群年輕人選擇舉槍守衛家鄉、讓手無寸鐵民眾躲過無差別屠殺，例如台中地區之「二七部隊」。

作家李喬曾於2016年「重現二七部隊」研討會演說表示，二七部隊的一個意義在於讓台中市區人民免於遭受國民政府無差別屠殺：「因為有二七部隊的存在，軍隊才不敢輕舉妄動……因為有二七部隊的存在，全民自動起來反抗，而且是有組織的反抗，這個意義是不朽的。」

作家李喬曾於2016年「重現二七部隊」研討會演說表示，二七部隊的一個意義在於讓台中市區人民免於遭受國民政府無差別屠殺。（取自李喬書房臉書）

儘管二七部隊在二二八事件具特殊意義，長期研究白色恐怖的學者蘇瑞鏘感嘆，關於二七部隊相關研究極少，雖然當年2位參與者黃金島、鍾逸人有出版回憶錄，但對二七部隊成立時間、命名、實際人數等描述出入極大，因此著手進行研究，希望還原這段被遺忘的歷史。

而根據蘇瑞鏘整理，這群曾經舉槍對抗政府的年輕人多半受過中高等教育，有出身台灣大學、台中師範學校者，亦有留日歸國者，在當時台灣社會多屬知識菁英，只是之後的白色恐怖時期，約半數遭當局下獄、處死，其餘則選擇自首或逃亡海外。寫下二二八一頁「抗暴」傳奇的年輕菁英，往後也難逃歷史。

根據蘇瑞鏘整理，這群曾經舉槍對抗政府的年輕人多半受過中高等教育，有出身台灣大學、台中師範學校者，亦有留日歸國者。（資料照，甘岱民攝）

folee2008

計畫爆破鐵橋、以寡擊眾與二十一師激烈槍戰 讀書人舉槍抵抗政府軍


2016年，學者舉辦「重現二七部隊」學術研討會，並於日前《青春二二八：二七部隊的抵抗、挫折與流轉》新書發表會，而在〈二七部隊人物初探〉一文，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蘇瑞鏘初步梳理出54名隊員身份，整理其學經歷、於部隊擔綱職責、部隊解散後的境遇等。

二七部隊究竟是誰人參與？人數方面，二七部隊副官古瑞雲說有200多人，警備總部估計400多人，部隊長鍾逸人說有3、4000人，而蘇瑞鏘表示有數百名之眾，但爬梳檔案史料、情治機關文獻、《二二八事件辭典》與相關學術著作後，僅能確知54人的姓名、經歷與日後遭遇。

前「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說，有3、4000人參與。（甘岱民攝）


僅謝雪紅等少數人 具有共產黨背景

關於參與者政治背景，雖然當初二七部隊領導者之一為台共謝雪紅，但據蘇瑞鏘整理，成員多半為學生與青年，僅謝雪紅、楊克煌、林兌等具共產黨背景。

參與二七部隊者多有極高學經歷，例如吳崇雄曾赴留學東京醫學專門學校、葉文炳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黃信卿畢業於早稻田大學又擔任過日本關東軍少尉，也有媒體工作者李喬松、《和平日報》記者蔡鐵城等，隊長鍾逸人也曾任阿里山樂野國小校長，在當時社會皆是知識菁英。

至於二七部隊事蹟，據蘇瑞鏘整理，二七部隊曾有成員埋伏於台中后里大安溪鐵橋橋畔、準備在國民政府軍隊二十一師列車經過時炸毀鐵橋，也曾將二十一師引入埔里，在日月潭、烏牛欄曾發生激戰，場場都是荷槍實彈，只是最後，扼守烏牛欄橋的黃金島小隊因無法支撐下去而宣佈解散。這一連串過程，被蘇瑞鏘評價為「這些滿腔熱血的台灣青年，為了共同的理想而參與二七部隊的抵抗行動」。

這是一張1930年代的烏牛欄吊橋明信片，此處即為二二八事件之《烏牛欄之役》戰場，圖中可見烏牛欄吊橋上面有汽車在行駛。（取自維基百科）
自首、加入地下黨、逃亡異鄉 二七部隊台籍菁英日後曲折人生

二七部隊宣告解散後，據蘇瑞鏘整理，有些成員選擇自首或自新保命、有些繼續對抗當局、亦有逃亡異鄉者，政治抉擇大不相同，也有半數成員捲入白色恐怖遭捕下獄或處死，命運坎坷。

部份成員可能擔憂遭當局報復而選擇自首或自新，代價是往後行動處處遭監控，甚至可能成為「抓耙子」，被迫與昔日同志成為敵人，蘇瑞鏘舉例，二七部隊成員曾永賢因事件後參家中共省工委會遭調查局逮捕，自新後進入調查局工作、成為「捉匪諜的匪諜」。

folee2008

自新也難安然度日 建國工藝學校董事長被捕自新後又被抓2次

即便自首或自新也未必能安然度日，蘇瑞鏘舉例，例如前建國工藝學校董事長林西陸被捕自新後又被抓2次，曾在日治時期被調到菲律賓當軍伏的陳列珍，則是自新後於1950年又遭控叛亂，坐牢近34年。

選擇繼續對抗者，可能加入當時中國共產黨在台地下組織對抗國民黨政權，例如省工委等組織，但1950年代因涉入省工委案遭判10年的黃華昌也曾於回憶錄強調「我對共產黨未曾有過好感，只是一心想打倒踐踏台灣人的中國國民黨政權而已」。而在白色恐怖時期，轉進中共地下黨的二七部隊成員大多難逃整肅，例如施部生、呂煥章、古瑞明等便遭判處死刑。

設立於南投縣埔里鎮愛蘭橋頭（以前的烏牛欄橋所在地），以紀念二七部隊對抗國軍的《烏牛欄戰役紀念碑》。（取自維基百科，Yoxem攝／CC BY 3.0）

至於逃亡異鄉者，蘇瑞鏘表示大多逃亡至中國，雖然躲過白色恐怖，卻躲不過共產黨「紅色恐怖」，謝雪紅、楊克煌、古瑞雲、何集淮、黃信卿、石朝輝等皆遭批鬥，其中謝雪紅多次遭打成右派遭紅衛兵抄家羞辱，何集淮則在1960被押至江西勞改，1974年吐血身亡。

二二八事件時就讀台大經濟系的盧伯毅則是逃亡至韓國，身份為非法居留，後半生落魄潦倒，1987年曾寫信回台表示想見妻女，結果是妻子避不見面、長女內心仍有怨懟，在1988年過世。對於逃亡異鄉者境遇，蘇瑞鏘寫到：「雖不再受到國民黨當局的政治迫害，然其往後的人生際遇卻未必一帆風順。」

「年輕台灣志士為抵抗國民黨所做犧牲奉獻，無論如何都該被記錄在史冊」

對於二七部隊這段歷史，蘇瑞鏘在《青春二二八》新書發表會感嘆：「我本身是台中人，很慚愧過去不知道二七部隊的歷史……這些年輕的台灣志士們為了抵抗國民黨所做犧牲奉獻，無論如何都該被記錄在台灣的史冊裡。」

該書主編、東華大學華文系副教授楊翠則言，雖然二七部隊這研究題目在學術界非常邊緣、難進期刊，但若轉型正義連這麼一個歷史細節都沒搞清楚，很難徹底，出版《青春二二八》一書不只是希望釐清二七部隊細節，也是希望讓年輕人聆聽過去歷史，「若是只有人一直說，沒有人聆聽，那是沒辦法和解的。」

東華大學華文系副教授楊翠則言，雖然二七部隊這研究題目在學術界非常邊緣、難進期刊。（資料照，甘岱民攝）

folee2008

楊翠也說，二七部隊都是青春的靈魂，具台灣歷史象徵性的青春意義，「他們的青春有很多層的意義，其中一層就是起身對抗暴力」，高度稱許二七部隊。於該書序言，楊翠寫到：「感謝他們在台灣史上的黑暗時刻挺身而出、爆發黑暗、尋求微光，為我們開創了一條朝向政治自主與文化主體的新道路。」

作家李喬曾於2016年「重現二七部隊」研討會演說時表示，找出歷史真相是台灣人人格重建和社會和諧的基礎：「如果遺忘了，我們便有罪、形同幫兇，這很嚴重喔。」而2017年出版的《青春二二八》一書，便是拒絕遺忘、挖掘歷史細節，也如主編楊翠所言，在二二八事件與二七部隊成立70年之際，「向這些歷史上的青春魂體致敬」。

hlin

simonho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