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鎖品牌水漾衣坊(WaterLaundry)的發展部經理袁凱珊指出,這是一個由香港住房及生活問題所孕育的行業。「香港現在的生態是房價越來越貴、房子越來越小、工時又長,越來越少人可以在家洗衣服,所以才會出現我們這種24小時自助洗衣店,」袁凱珊說。水漾衣坊從2014年開業以來,目前在香港已經擁有43間分店。網上洗衣平台BONI的共同創辦人兼行政總裁李嘉浩也表示:「就算有洗衣機,乾也是一個大問題。香港這樣的居住環境跟天氣氣候,你要怎麼晾、怎麼乾呢?」
根據政府統計處2016年的中期人口統計資料顯示,香港的人均居住面積約161呎,僅稍稍大於一個標準私家車位。劏房的人均居住面積更低,只有49.6呎,和一張乒乓球檯差不多。這個空間在未來只會越來越小。香港差餉物業估價署公佈的資料顯示,面積小於431平方呎的單位佔新盤供應量的百分比在短短八年內從2009年的5.21%上升至2017的38.73%,全球房地產顧問公司仲量聯行今年8月底發佈的報告中也指出,3300個實用面積為200呎或以下的「納米樓」,預計將在2020年以前在香港落成。
居住面積越來越小的同時,香港的樓價也不斷上升。國際公共政策顧問機構Demographia公佈的報告顯示,香港2017年的樓價中位數為619.2萬港元,是家庭年收入中位數31.9萬港元的19.4倍,即是香港一個標準家庭必須維持零支出長達19.4年才能負擔得起一個單位。這個數字打破了調查的歷史記錄,並讓香港連續第八年蟬聯全球樓價最難負擔的城市榜首。而在這個全球最貴的房地產市場上,房價還在不斷上升,居民於是被迫擠進更加狹小的空間。於是有些人放棄了洗衣機和乾衣機。
香港人為什麼越住越小、越住越貴?
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教授、香港批判地理學會主席鄧永成則直指,香港房屋市場的扭曲是一個政治問題,無法只談市場供求關係而不談其社會背景。他解釋,1855年,英國政府取消對香港的財政補貼,要求殖民地財政獨立。當時香港還是一個「小漁村」,土地貧瘠又缺乏自然資源,身為自由貿易港,港英政府也無法從貿易中徵稅,於是依賴賣地作為主要收入來源。「由一開始,地就與香港的發展史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鄧永成說,「政府收入依賴賣地,埋下了香港政府朝高地價政策傾斜的種子。」
到了70年代初期,引領香港成為亞洲四小龍的製造業開始遇到瓶頸,英資撤出、以地產商為首的華資進入香港金融市場,開發以住宅為主的私人樓宇,香港的經濟發展開始轉為以房地產為主軸,香港的「土地發展體制」從此形成。「當香港以房地產作為主軸之後,為了要讓香港繼續繁榮安定,整個香港便需要維持一個『樓價一直上升』的假象,政府供應房屋的第一考量是樓價不能大跌,經濟和金融體系也會支持這個做法,」鄧永成說,「於是1980、1990年代,政府鼓勵買樓。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地產商便遊說政府暫停賣地、停建居屋、減建公屋、推出『孫九招』、放棄租務管制,讓房地產繼續維持向上發展的市場週期。」
政府不希望樓價大跌、地產商也不希望樓價大跌,不少地產商大量囤積土地,用「擠牙膏式」的策略興建及供應房屋,以推高樓價牟取更大利潤。當樓價上升至一般市民難以負擔的程度,地產商又不希望降價求售,唯有將貨就價,將單位面積縮小出售。
而越難得到,人類總是越想擁有。「一般人覺得樓價會一直升,那我一定要儲錢買,思維都變成生活以買樓為主,更加重了樓價假象的惡性循環,」鄧永成說。根據民間研究組織本土研究社整理地政總署的資訊,香港在431呎以下的一手小型住宅市場中,單位作為非自住用途的百分比從2004年的9.5%,上升至2016年的61.8%,小市民以自己的方式不斷「囤地」,單位用來炒賣或是作為投資收租用途的情形越來越明顯……——劉修彣、鄧詠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