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新宿三場慰安婦主題展覽 考驗世人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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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新宿三場慰安婦主題展覽 考驗世人接受程度

文：張郁婕
二戰期間，因為士兵強姦當地婦女事件頻傳，大量士兵因性病而死的人數多於實際戰死人數等因素，大日本帝國為了因應士兵的性需求、防止性病蔓延、情報外洩而逐漸規劃成形的慰安所制度。從初期招募日本內地花柳業從業女子，再隨著戰線擴大透過獲得軍方許可的掮客居中斡旋，利用哄騙、人口販賣、花柳業抽籤等手段，迫使隸屬大日本帝國殖民地的台灣、朝鮮婦女一同加入慰安婦的行列。
而這套看似能有效管理性病或防範軍情外洩的慰安所制度，隨著戰線擴大，佔領地「當地婦女」，例如：中國、美屬菲律賓、荷屬東印度（現今的印尼，含荷蘭裔）、葡屬帝汶（現今的東帝汶），也被迫成為慰安婦體系的一環，使得慰安所的本質成為了男性視野下滿足士兵性需求與征服渴望的場域。
隨著1991年韓國金學順阿嬤成為第一位挺身而出的慰安婦倖存者，慰安婦問題浮上檯面，而台灣也於隔年正式展開台籍慰安婦的調查。慰安婦運動至今已過25個年頭，慰安婦阿嬤們的凋零與隨著時間消逝總讓人誤以為慰安婦問題已經告一段落的此時此刻，在日本東京的新宿區卻默默地展開一場考驗世人對於慰安婦議題接受程度的浪潮。
筆者於2017年9月29日至10月1日實地走訪新宿區內三場以慰安婦為主題的展覽，進行第一手的實地採訪。
Women's Active Museum on War and Peace（WAM，女たちの戦争と平和資料館）
2005年設立於早稻田奉仕園的WAM，是日本境內唯一一所以慰安婦為主題的博物館。與其說是博物館，WAM更像一間資料館或圖書館，空間很小卻堆滿各式各樣的文書與資料。紀錄片《蘆葦之歌》當中的一幕，婦援會的康淑華執行長（現任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館長）牽著蓮花阿嬤的手，指著地圖上的菲律賓詢問蓮花阿嬤是否願意在這面牆上留下自己的名字，那一幕其實是蓮花阿嬤首次走出暗櫃、同意以真名和照片向世人宣告自己曾經作為慰安婦的瞬間。原先在WAM的入口的那面地圖，取而代之的是整面慰安婦阿嬤們的照片與名字，一張一張黑白照片的右下角一朵接著一朵的白色花朵，也倒數著前籍慰安婦阿嬤們所剩不多的歲月。

一進到WAM展場內，館員便開始介紹起WAM的緣起與這次特展的內容。WAM的成立，是繼承了松井耶依（1934-2002）女士的遺願，作為朝日新聞社首位女記者，關注於戰爭、社會上對於女性的差別待遇或亞洲的開發中國家民主化歷程等議題，從朝日新聞社退休後成立亞洲女性資料中心展開NGO活動，並主辦了2000年「女性戰犯法庭」[1]。2002年肝癌逝世，成立了「女たちの戦争と平和人権基金」作為WAM「女たちの戦争と平和資料館」的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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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M的特色是每一期特展以國家為主軸，第十一回的特展正是與台北市立婦女救援基金會（以下簡稱婦援會）合作，以台籍慰安婦阿嬤們作為主題。該名館員說到，自己對於台灣的慰安婦阿嬤感到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是，當年的證言會上，台灣的阿嬤們幾乎每一個都把自己的臉遮起來，就怕被熟人認出自己曾經做過慰安婦。難道，相較於其他國家的慰安婦受害者們，台灣阿嬤真的比較「生性害羞」嗎？台灣阿嬤們想要躲避的究竟是什麼？

十二年過了，WAM總算得以日本籍慰安婦為主題進行特展，然而相較於其他國的案例，日本國內至今仍只有僅僅一名前籍慰安婦站了出來（露面但不使用真名），原以為能拋磚引玉使更多日本人慰安婦願意挺身而出的城田鈴子（城田すず子）[2]，卻也成了絕響。也因為如此，雖然好不容易促成了這次以日本境內慰安婦受害者為主題的展覽，在內容上卻不像過往以前籍慰安婦當事人的生命故事為展覽核心，而改以目擊證人的證詞，搭配上太平洋西岸的世界地圖，從滿州國到南洋，有軍人、慰安所的地方，就少不了來自「日本內地」慰安婦的蹤影。就如同《蘆葦之歌》當中的情節一般台灣阿嬤們在工作坊中講述著自己和軍人的愛情故事內地慰安婦，這次換成日本軍人說起自己和日本籍慰安婦小姐們的故事。

展場內容的時間軸也從二戰拉到現代，敗戰後「在境外」的「日本內地人」在順利回到家鄉前所遭遇的種種；戰後美軍駐軍日本境內，日本政府「為了守護日本的一般婦女」，為駐日美軍所設置的「特殊慰安設施協會」（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縮寫為RAA）作為一種「防坡堤」；沖繩縣美軍基地的層出不窮的強暴案件，再到日本高中課本內文關於「慰安婦」內容審定標準的演變等等，可以說WAM這次的特展內容確實將慰安婦問題著眼於從過去到今天父權社會底下，國家、政府或軍事如何影響社會對於女性性暴力的觀點。
然而，筆者認為慰安婦問題不同於一般軍事性暴力的一點正是在於當中所牽扯到的殖民主義：慰安婦的招募從日本的公娼制度，再到招募朝鮮、台灣等殖民地婦女跟隨軍隊到前線「從業」，最後一層才是軍事占領地的當地婦女受害，這一層層的結構是單從這次的特展內容難以覺察的。所幸，WAM作為一個博物館，卻更像一間資料館，館內閱讀區成列的慰安婦制度關聯資料、每一回特展展版內容集結成冊的出版品等等。最令筆者眼睛一亮的是除了婦援會出版品是繁體中文的書籍外，還能找到一排台灣的國、高中歷史教科書，每一家出版社關於慰安婦內容的記述，館方都貼心的用便利貼註記了內容概要，想要一次看完所有館藏絕對是在一天之內無法完成的浩大工程

隱身在早稻田奉仕園日本基督教會館二樓的WAM，照著Google地圖走也很有可能誤以為自己走到教會而和博物館擦身而過。高麗博物館——朝鮮料理店．產業「慰安所」與朝鮮的女性們

新宿區新大久保是東京都內知名的韓國城，因為地緣關係，原先已有少數「在日韓國人」[3]居住的新大久保成為戰後韓國留學生旅日據點，而間接發展成為東京都內最大的韓國人聚落。

從WAM徒步到高麗博物館僅需半小時左右，這次在高麗博物館為期四個月的「朝鮮料理店．產業『慰安所』與朝鮮的女性們」號稱為首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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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麗博物館門口的活動式看板，需搭乘電梯至七樓才是博物館入口處。

1910年日韓併和，在殖民政府糧食增產計畫下逐漸導致朝鮮半島農民更趨貧困，成為離村推力，再加上旱災、戰時勞動動員體制，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朝鮮人轉往日本內地補充不足的勞動力成為礦工、工廠工等，也間接地帶動了日本內地在礦場、工廠周邊朝鮮料理店的發展。有業者從中嗅出商機，掮客開始募集朝鮮的農村女性前往日本內地的朝鮮料理店成為女服務生的同時，這些朝鮮人女性也落入了掮客圈套被迫提供性服務作為私娼的一種（就業詐欺）。而這種同時提供性服務的朝鮮料理店即為「產業慰安所」的開端。

據高麗博物館的說法，企業為了要確保這些遠渡重洋的朝鮮籍勞工不逃跑、並提升其工作效率，而發想出的「產業慰安所」，正與軍方的「慰安所」具有異曲同工之妙。「產業慰安所」並非是地下化經營的賣春場所，企業欲成立「產業慰安所」需要獲取當地警察署的認可，而來買春的消費者除了朝鮮籍勞工外，也有日本人進出的新聞記載。

筆者認為「產業慰安所」可以和所謂的軍「慰安所」相提並論之處就在於，有文字紀錄指出北方領土的北千島上「……幌筵島的柏原有罐頭工廠（這裡有很多女工從早到晚的工作），也有軍方管理的慰安所……這個慰安婦（同原文）雖然是民間業者經營的，但是受陸軍之託而帶來的」，另有原先在函館的朝鮮料理店酌婦[4]啟程前往北方領土（千島群島）的證言。[5]紀錄中提到的幌筵島慰安所究竟是供軍方使用的軍「慰安所」，或單純只是朝鮮料理店的酌婦，或許正是「產業慰安婦」和軍「慰安婦」之間關鍵的那把鑰匙。

前陣子台灣上映的韓國電影《軍艦島》中吳莫妍（李貞賢飾演）這個角色正是這裡所謂的「產業慰安婦」。「軍艦島」的正式名稱為「端島」，日本2015年成功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明治工業革命遺蹟：鋼鐵、造船和煤礦」（Sites of Japan’s Meiji Industrial Revolution: Iron and Steel, Shipbuilding and Coal Mining）的第6之7項正是長崎縣的端島礦坑（Takashima Coal Mine/ Hashima Coal Mine (ID1484-018)）——1870起開採煤炭，1890年成為三菱所有的煤炭島，此處所生產煤炭提供製鐵業優質的原料，間接促使大正期間1916年後建設鋼筋混凝土的高層住宅——是其列為名錄之一的原因。

然而，《軍艦島》在片尾就有明確點出製作這部電影的原因之一也正因如此：在端島申遺成功、開放端島觀光，大肆宣揚端島礦坑所促使日本明治工業奇蹟的同時，卻遺忘、刻意避談了這群在同一時期同為大日本帝國底下從事3D（dirty、dangerous、difficult）工作的朝鮮籍礦工們。

據稱是考證當時的時代背景所創作出的電影《軍艦島》故事，當中對於慰安婦——或許在這裡更應該被指稱為「演夜慰安婦」——的描述，至少對於觀眾來說著實開啟了對於「慰安婦」不同過往的想像，虛實之間究竟存在多少真實？製作團隊的避而不答，或許正對應著「產業慰安所」、「產業慰安婦」和所謂的軍「慰安婦」之間曖昧不明的模糊地帶

高麗博物館位於「第二韓國廣場大樓」，除了位於七樓的博物館外，其他樓層也有韓國料理教室、韓國舞蹈教室等課程。高麗博物館的館員辦公室內有大量藏書，平時在第一線接觸觀眾的工作人員皆為志工。門口的活動式看板背後這張手寫的備忘錄，正是以志工團為實際負責展館維護的最佳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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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Ju-Ju Project 攝影展
造訪韓國「分享之家」[6]和慰安婦阿嬤們相遇而展開長期拍攝慰安婦阿嬤計畫的韓國攝影師安世鴻（Ahn Sehong），最新一季的攝影展在東京神樂坂的小型沙龍為期十天，從朝鮮、中國、菲律賓、印尼到東帝汶，實際拜訪各國的慰安婦倖存者阿嬤，透過一張張相片講述著每一位阿嬤的生命故事。
「重重」，一重又一重，象徵著慰安婦在制度上或慰安婦阿嬤們至今在身心靈上一重又一重的枷鎖。「重重」攝影展早在2012年原定於新宿的Nikon Salon舉辦，開幕時卻遭受右翼團體的阻礙不得不提前中止攝影展，雙方提起訴訟三年後，安世鴻以其言論自由獲得勝訴。

位於巷弄間的沙龍Session House，雖然距離車站直線距離不遠，卻也需要靠著Google地圖才能找到。一樓入口的指標也隱身在騎樓停車場，實際會場需搭乘電梯至二樓。
2012年初代的「重重」攝影展主要是以遺留在中國的朝鮮人慰安婦阿嬤為題材，講述這些朝鮮人慰安婦在日治時期被送往中國成為慰安婦，卻在戰後回不了家園，被遺留在語言不通的中國自食其力生活下去的故事。在這次攝影展所展示的照片裡，被遺留在中國的朝鮮人慰安婦李壽段（이수단Lee Sudan）[7]阿嬤，緊抱著小嬰兒造型的塑膠玩具，房間牆上也貼滿著嬰兒用品廣告上斗大的嬰兒照片：李壽段阿嬤因為不能這段遭遇無法生育，卻一直渴望能有自己的孩子，到了後期罹患精神分裂症後，開始在壁面以嬰兒照片作為裝飾，並將安養院院長贈送的這只娃娃視如己出，每天細心的呵護著它。
「重重」不只是攝影展，「重重」project還包含在各地舉辦慰安婦相關的講座，以及提供慰安婦倖存者在生活上的支援，例如——住宅修繕計畫——來自韓國、日本、中國的成員，一起造訪遺留在黑龍江的朝鮮人慰安婦阿嬤們，幫忙打造一間冬暖夏涼、耐得了嚴寒的房子。
這次的攝影展將作品分為「生活」（living）、「被迫」（surviving）、「含著」（suffering）、「解」（releasing）和「一起」（joining）[8]等主題，再按國別介紹各國慰安婦的緣起與現況的比較。然而，安世鴻至今一直和台灣的慰安婦阿嬤們擦身而過，還沒有成功拍到台灣的慰安婦阿嬤們，使得整個攝影展非但少了台灣阿嬤的照片，在國別的介紹中也隻字未提台籍慰安婦，只在地圖上留下了台灣的圖樣，卻像是消失在這塊慰安婦地圖上，好似不曾發生過一般……筆者實際訪問了安世鴻與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館長得知，當時安世鴻確實有和婦援會聯繫，然而當時僅存的慰安婦阿嬤們不想被拍攝只好婉拒。
安世鴻也說，他知道台灣目前僅存兩名慰安婦阿嬤都是原住民籍，但兩位都不太願意露面，看樣子要在「重重」補上台灣慰安婦阿嬤的照片是遙遙無及的……但有機會的話，非常希望能在台灣也舉辦「重重」攝影展，讓台灣的各位也能看看其他國家的慰安婦阿嬤們，也算是某種程度上的將「重重」補好補滿。
在會場的最後也和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的「一人一心」活動一樣，留有一面請觀眾寫下留給慰安婦阿嬤們的話：
向前大日本帝國（日本、朝鮮、台灣）與佔領地（中國、菲律賓、印尼、東帝汶）的被害者們：
雖然因為歷史、政治等要因而有痛苦的遭遇，
妳們就和「普通的」阿嬤一樣，一直都是我們大家最愛的阿嬤
在人生的最後也要開開心心、健康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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