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綁運動】 邵家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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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綁運動】 邵家臻

約束（restrain）不是好東西。它常被理解為一種必然之惡（necessary evil）或最後一招（last resort），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只是如今，它的使用愈見普遍，甚至預設是「食得鹹魚抵得渴」的住院必然經歷。

有見及此，我於10月21日出席香港智障人士家長聯會的周年大會，以工作坊形式，既自縛又互縛，讓參加者明白「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理，希望能得家長之力，共同推動「院舍減綁運動」。

院舍綑綁方式沒有療效

所謂約束，以什麼之名都好，都是一個剝奪人尊嚴與自由的方法。「約束」可分為身體性和化學性的兩種形式；身體約束就是「綁」，化學約束就是用「藥」。因着各種理由，例如維持服務使用者安全，以防跌和防走失；處理服務使用者緊張不安和具攻擊性的行為；確保醫療儀器能正常運作；沒有足夠人手及時間看護服務使用者等等。根據《院舍實務守則》，現時約束服務使用者只要經過註冊醫生書面同意，和服務使用者或其親屬的書面同意下，就可綑綁。

一般的醫院或院舍所使用的身體約束，多會利用綑綁的方式，把患者身體固定於一處。它的「必然之惡」在於，它並不能提供任何療效，而它所導致的損害則是瑜不掩瑕，除了損害被綁者的肌肉力量，也會導致肌肉疼痛、關節僵硬、減弱心肺功能，甚至影響被綁者的認知，產生負面情緒或造成心理創傷，過往亦有出現因約束而導致死亡的案例。因此，醫護界或社會福利界對於用約束物品和藥物，都是小心翼翼，步步為營。

然而，一項在2017年發表為期11年的追蹤研究指出，香港安老院舍在使用身體或化學約束的使用普遍率有上升趨勢，身體約束由2005年的52.7%增加至2015年的70.2%，而化學約束則由2005年的15.9%增至2015年的21.8%，普遍情況叫人關注。

平情而論，人均壽命延長，入住安老院舍的長者平均年齡同時亦有所上升，估計現時院舍長者的身體情況、認知能力或比過去更弱，需要約束的原因可能比以往更強。問題是，這是否代表現時使用約束物品的普遍率合理？約束是否不能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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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巡查院舍小組的成員，據觀察所見，現時很多殘疾人士院舍或安老院舍的作息安排「非人化」，日間活動刻板單一，極少外出活動，不少院舍更安排下午5時晚飯，晚上8時要求院友上床就寢；日間活動不足加上極早就寢，令不少院友半夜起床，卻無所事事，出現所謂「遊走」的情況。於是乎，為避免體弱院友因「遊走」而跌倒，不少院舍以約束以避免遊走，確保體弱院友的安全。

對於院舍的作息時間是否合理、院舍是否有合適的硬件或設施方便體弱院友上落床、院友日間的運動量是否足夠、有否提供足夠的肌肉訓練等關鍵問題，都沒有充分討論，一味以安全之名，行「綁」之法，實在難以接受，值得關注。

我明白一些院舍因為擔心問責，擔心家屬怪責或投訴，在家屬的首肯下向院友使用約束物品以避免院友跌倒。約束院友令其不能自由走動，無疑可以大大減低意外跌倒的風險，減少院舍與家屬不必要的爭拗。然而，這「工具理性」下的約束，正是最忽略院友的意願和尊嚴，或許院友未能清楚表達自己的意願。

不過，「人人生而自由」是《世界人權宣言》的核心思想，人身自由也受香港《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的保障，沒有人身自由，沒有自由的生活尊嚴斷不能稱作人道。由此可見，以安全為理由來剝奪人身自由，根本不被人權法例所接受，而自由和尊嚴的考量，應先於安全的考慮。

的確，意外有時是不能完全避免的。問題是，院舍有沒有用盡可行的方法去盡量避免意外發生？有沒有充足的準備及保護措施，即使意外發生也能令院友的受傷情況減輕？現時的資助院舍嚴重短缺，私營院舍大部分則以盈利為本，在缺乏經濟誘因的情況下，很多私營院舍根本不重視院舍的照顧質素。

沒有多元化、以人為本的活動、沒有足夠的設施配套、沒有足夠的人手照顧，院友本已難有安全和尊嚴的生活；缺乏嚴格的監管，加上「工具理性」的文化令約束恍如唯一令體弱院友「安全」的方法。

正如前述，《實務守則》賦予註冊醫生及親屬守閘者（Gatekeeper）的角色，他們有權向約束說不，但說不之後呢？醫生及家屬可會對院舍的照顧有足夠信心？院舍與家屬的溝通又是否充分？這涉及醫生及家屬的心態，也涉及院舍的承擔，現在提出「減綁」就是要建立一種尊重院友人身自由的照顧文化。一言以蔽之，約束減少了風險，也帶來了另一種可能更大的風險；而減綁雖然有風險，但同時也為人性帶來希望。

邵家臻
立法會（社會福利界）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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