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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住甚麼?
台灣「下流老人」租屋難 房東怕死在單位樓價跌「香港人不要來養老」



在台灣,近年出現了「下流老人」的社會現象。「下流老人」一詞出自日本,是指老人退休後因沒有積蓄,無法維持基本生活所需,就算重投職場,亦只能從事體力化工作,在社會沒有向上流的機會,因此稱為「下流」。台灣的下流老人,正正是租屋市場上最不受歡迎的一群,有九成的房東,都不願租屋予他們。
有一天的下午,78歲的林婆婆(化名)如常外出買東西,回來之後她發現自己40呎的單位忽然變得寬闊。她呆望空出的角落,始發現自己的冰箱不見了。「房東想逼我搬走,沒有得到我的同意就用後備鑰匙開我房門。」原來,房東把她的冰箱搬到公共空間,鄰居紛紛叫林婆婆報警。她氣得滿面通紅,但最終還是沒有報警,因為她知道,年老……或許就是罪。
在台灣,每天都在發生同樣事件——房東用盡任何方法逼走老人。林婆婆的個案只是冰山一角,專門協助弱勢社群租屋事務的「崔媽媽基金會」社工雅儀跟我們說,她在前線經常遇到類似個案。基金會調查發現,老人求助租屋的數字漸增,在2016年的21.6%升至2018年的26.5%。台灣即將步入超高齡社會,65歲以上老人佔總人口14.1%,每7人之中,就有1名老人。2018年,全台灣共有33,863位獨居老人。
租予老人=欠租+變凶宅
究竟長者租屋有何難?基金會表示,約有九成的房東都不願意租屋予獨居長者,原因是怕他們死在單位內,令單位變成凶宅難以再租出去,又或者怕低收入的長者會欠租、堆垃圾。
林婆婆便是典型的「下流老人」個案。她是菲律賓華僑,1980年代到台灣打工做清潔工賺錢為家人治病。不懂國語,只能講有重口音的台語,租屋的時候,房東都嫌與她溝通麻煩,還未多講幾句,紛紛耍手擰頭。
「我們接到林婆婆的個案也很頭痛,尤其她沒有穩定的工作,只做一些廢物回收的工作,只能負擔四千多台幣的租金(約1,000港元)。」崔媽媽基金會居住扶助部主任馮麗芳說。後來,她們決定先幫林婆婆申請低收入人士身份,領取補助,現時她每個月可領到22,000台幣(約5,500港元),這樣便可以解決房東對租客欠租的憂慮。然後,他們着手幫忙找較接受弱勢社群的社會住宅(類似香港的公屋),最終花了兩個月找到了一個約4坪的單位,經補助後每月只需交約6,110台幣(原租金11,000台幣)租金。
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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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屋年輕人優先 「可左右選舉」
事實上,台灣有超過八成的人擁有物業,只有約一成人依賴租屋市場,房屋空置率高企。然而,在台灣人心目中到老年仍然未有自住物業的老人,會被認為是「奇怪」的一群,房東更加不願租屋給他們。

下流老人因經濟問題無法上樓,只能在租屋市場上打轉。每次老人打電話去接觸房東,他們只能報細數、甚或訛稱自己與子女同住,因為他們深知房東不會租屋給獨居的他們。

社會住宅(公共房屋)呢?崔媽媽基金會執行長呂秉怡解釋,由於台灣跟隨美國福利政策制度,認為房屋問題應該由市場解決,所以在社會住宅方面一直落後。根據社會住宅聯盟2015年調查的數字,亞洲地區當中,香港的社會住宅比率達三成,台灣僅得0.08%。

社會住宅的興建比率不足,但台灣的空置房屋比率高,佔市場的一成多。政府嘗試出手在民間招募愛心房東,透過稅項優惠吸引房東,將閒置住宅承辦給「二房東」代辦租屋管理住宅。然而,因為「鄰避效應」,怕項目影響鄰居或附近居民,願意做愛心房東的人當然少之有少,「我們常常開玩笑,政府自己都不當愛心房東(公益出租人),怎麼期待其他人於在商言商的市場中當包租公,去當愛心房東呢?」呂秉怡說。

比較台灣和香港的情況,呂秉怡續道,比起香港接近30%的公屋比率,台灣仍然處於起步階段,「香港的公屋是以老人優先,台灣的公屋是以年輕人優先。整個住宅為甚麼討好年輕人?其實跟選舉有關,因為年輕人可以左右選舉結果。」

他表示,全台灣約有33萬個弱勢家庭,需要社會住宅這樣的居住方案協助,但目前只有約5,000個單位興建中,當中70%都分配給年輕人,最讓市場抗拒的年老長者,只好在租屋市場上流動,令社會面對極大的住屋問題。

有錢長者 租屋仍難
可悲的是,難租房不限於中低收入老人,因為年老在台灣就是一種標籤,有錢都未必租到房子。馮麗芳說:「我曾接觸過一個案例,環境各樣條件都很好,但房東知道她丈夫過身,就開始下逐客令了。她說我有錢,但房東就會擔心這麼漂亮的房子,要是你死在裏面,以後我租不出去怎麼辦。」

當香港近年因為住屋問題鬧得熱烘烘,不少人都對台灣投以美好的幻想,想要在台灣退休養老。馮麗芳歸納前線的義工經驗說:「倘若你沒有置業,要來台灣租房子,我真的勸你要好好考慮一下了。你的經濟能力再好,都有可能被房東拒絕。」
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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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深水埗」窮人集中地 「明哥」按樓搞社區食堂:別讓老人孤獨死

衣食住行中,香港人最重視的就是「住」。在香港,我們談的都是樓價、呎數,但「台北深水埗」忠勤里的里長方荷生卻從社區開始,建設社區飯堂、食物銀行,共享冰箱,儼如台版「明哥」。他一直認為,居住不只講空間大小,也講社區網絡。食是人類最基本的需要,社區可以由食開始發展出照顧網絡。只要獨居長者走出來吃一頓飯,社區從此不再孤單。
早上9時,來到方荷生的社區飯堂「樂活園地」,也就是社區關懷的據點。有部份老人早早幫忙準備午餐,其他老人忙着做運動、量血壓,又有義工前來做訪問考察,人人忙到一頭煙。但最忙的是方荷生,他一天到晚都忙着回覆募捐、合作的訊息,為的就是希望老人家能安心地吃下去。
引長者出門 讓義工跟進
跟方荷生同樣忙的,還有廚房的廚師們。未到9時30分,廚房已經開始傳出炒菜的味道,幾位廚師忙着洗雞、把青椒切絲備用,「我們今天煮咖喱雞啊!」是誰決定餐牌?瘦弱的廚師陳娜娟一邊炒菜,一邊跟我說:「我們都是看見冰箱有甚麼才煮甚麼,沒有菜單啊。」
社區食堂大部份的材料都是透過超市和市場捐贈而來。有些是前一天賣剩的、有的是賣相不佳、無人問津的,所以廚師都是9時才知道要煮甚麼。採訪當日,記者親眼見證菜販從貨櫃車把蔬菜拿下來,另一位廚師潘梅香立刻放下菜刀跑出去,一看到茄子就飛奔跑到廚房大叫:「太好了!太好了!」廚房氣氛頓時熾熱,原來過去一小時,大家正在苦惱茄子份量不夠,現在正好解決燃眉之急。
10時半左右,老人早已在圓桌前面排排坐等盛飯。除共餐以外,社區食堂還有送餐,送餐義工將飯盒送給獨居老人,又會把部份餐點供應給附近的社區。這裏每日供應兩餐,兩餐收20元台幣(約5港元)。方荷生堅持收錢,是因為深明老人抗拒「免費午餐」,要付費才會每天都來,飯堂的社工和義工就能每天跟進他們的狀況。
根據台灣衞生福利部統計資料,2018年全台灣目前共有33,863位獨居老人,倘若政府和民間沒有任何服務,老人每天都要面對吃飯的問題。事實上,忠勤里(南機場)曾是全台灣擁有最現代、第一個沖水馬桶的先進配備公寓的地區,也是台北人心中的高級住宅區。只可惜昔日繁華的景象今日淪為落後和骯髒的代名詞。在這個小小的社區中,現住有約1萬名居民,65歲以上的長者約有1,500人,比例達15%,其中獨居的老人就有100人。
92歲的程傳琪是其中一位在南機場住了30年的老人。她帶我們到她一樓的家,看見嶄新的廚具,我問她還有下廚嗎?她反問:「我一個人,還要煮嗎?」家中子女嫁的嫁、娶的娶,家中留下的是他們過往的生活物品和幾張久遠的照片。她不煮飯,冰箱似是擺設,但長年貼着方荷生的電話,「他叫我有事就打給他。」
程婆婆說,她跟方荷生相識十多年。十多年前的某天,她如常上街買便當,路上遇到方荷生,當時他正好開始推出送餐服務,叫程婆婆讓他送餐,一送便送了多年。自2011年社區食堂落成後,她便每天跑到食堂吃飯,風雨不改。
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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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沒營養易摔倒
方荷生如此着力做社區食堂,是因為20年前第一次做里長時,無太多照顧老人經驗的他,一年送走了幾十個孤獨長者。他問醫生,怎樣才能幫助長者?醫生說老人常隨便解決一餐,沒有營養很容易摔倒,一摔就走了,「所以我決定從食飯開始照顧。」
發展初期,由於政府補貼不足,方荷生惟有將自己房屋都拿去抵押貸款,四出演講募款,後來經費有了,他漸漸擴大服務受眾。從送餐服務至社區食堂,至食物銀行照顧區內區外的弱勢家庭,以點數免費換取日用品,更與麵包店合作,將快要下架的麵包分派給有需要的人。服務多變,但唯一不變的,是他的債項仍然未還清。
值得嗎?「值得。因為不照顧他們,他們真的會死在家裏發臭!」在台灣,南機場是第一個建成社區食堂、食物銀行的社區網絡,直到現在,很可惜它仍然是唯一一個。也許太多政治考量,太多經費問題,要排除萬難,不容易。「我希望經驗可以不斷被複製,讓更多人可以建成社區網絡。」
記者:袁志敏
攝影:潘志恆

社區食堂每日有40多人來吃飯,算上送餐和自行取餐的人數,大概供應150人份量。每到11時,老人們都會自行入座。

忠勤里里長方荷生(右)與92歲的程傳琪婆婆。

每天早上9時,「樂活園地」的廚房非常忙碌。

等食飯的長者做運動,舒展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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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歲婆婆與年輕人共居 「再跟悲悲哀哀的老人一起,人生是黑白色的」

台灣面對人口老化問題,65歲以上老年人口,佔總人口14.1%。新北市政府在2018年參考了德國的做法,將公寓單位租金以市價八成即約港幣1,000元左右租給7青3銀,實驗青年跟老人的共居方法是否可以解決到問題。
面試最重生活習慣 世代共居靠讓步
記者採訪當日碰巧遇上青銀共居的推手玖樓面試新住客,便帶同申請表一看他們的準則是如何。面試過程中,他們問及很多個人的生活習慣、與室友發生衝突時會如何處理等問題。記者坦白說明工作時常需要加班,銀髮族Peggy立刻表示擔心,因為長者大多早起,晚上洗澡會嘈到他們睡覺。
記者立刻表示洗澡方面可以配合,早上才洗都沒有問題,不過青年族Philip卻覺得這樣不太乾淨,反而不能接受。
小小的例子足見在青年跟老人共居的過程中,年齡差距產生的生活習慣不同是最難讓人磨合的。Peggy是玖樓推行青銀共居的第一屆租客,她解釋,面試問得如此仔細,是因為生活習慣跟性格是共居過程最重視的。過往她亦因為沒有共居的經驗,曾經因為曬衣服而與室友鬧得不愉快,後來玖樓介入將他們換房。她體會到與陌生人同住,先要放下年齡芥蒂,各人亦要共同訂立和遵守生活公約,但最重要的還是面對問題時要「退一步海闊天空」。
兒子怕稱為不孝兒 「老人也要生活空間」
當初Peggy搬過來的時候,還有另一個困難。原本和兒子媳婦同住的她,想尋找人生下半場的空間自己搬走,但兒子非常不高興,怕別人覺得他不孝,一度拒絕來公寓探望Peggy。
「青年與老人共居在外國可以成功,是因為他們放得開,但台灣人仍然覺得子女不與父母同住是不孝。我不同,我放得開。我們心裏知道我們是怎樣就好了,不用跟別人交代,而且我不用再煮飯給他們吃,他們自由我也自由。」說罷,Peggy哈哈大笑。
現在她一星期幾乎7日都做義工, 閒時去行山做運動。「 長者都需要有自己的生活空間,即使在這裏也好,我也不想去囉嗦年輕人。我經常在想怎樣去跟這裏的年輕人相處,就是怎樣跟自己的孩子相處。」她說,兒子漸漸接受她搬出來,而且兩人少了日常生活的爭執,關係反而變好。
共居是學習,年輕租客PhilIP覺得與長輩同住,最大的得着是讓他可以折射出年老的生活版圖,也讓他們知道時代之間存在怎樣的代溝。
Peggy也認同:「為甚麼我不住安老院?就是不想整天和悲悲哀哀的老人住在一起,你的人生是黑白色的。只有和年輕人一起,你才會有活力,你的人生才會是彩色的。」
現時除雙北市以外,高雄也開始推行青年跟老人共居政策。歐洲推行得較成熟,台灣和香港也不過是起步階段。究竟共居是否能夠解決長久困擾港台的老人居住問題?現在回答仍然言之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共居的過程中,世代的矛盾落在眼前,彼此更能了解到世代的代溝是甚麼。要彼此接軌,青年老人也要花上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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